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张五常，2009）[1]。这场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明显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樊纲等，2011）[2]，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方向，以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等为切入点，有效地释放市场化的红利。
中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科斯，2013）[3]，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政府与市场间的累积性难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仍有障碍，“看得见的手”引导能力还存在不足，政府履行职能容易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中国已进入了改革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从国际视角看，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化形势对我国市场和政府关系提出新要求。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配置和产品交换要依从市场经济规律，全球竞争已演化为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竞争。这就要求我们要打造与世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接轨的政府治理思路和模式，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改革目标。如果政府改革不能有效地为市场服务，那么不仅难以吸纳全球资源，还可能造成本国资源外流。因此，政府改革是决定我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一个关键（陈清泰，2004）[4]。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结构还未充分调整，全球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区。发达国家加快了调整的步伐，纷纷出台振兴制造业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开始强调以本土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振兴，追求继续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控制者，而新兴经济体则利用低成本优势对我国发展形成挤压。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有为政府”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林毅夫，2012）[5]，促进“有效市场”来实现后发赶超。
从国内视角看，我国的区域发展在地方分权体制下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如为本地企业创造垄断地位，限制外地商品流入本地，与外地企业竞争时使用具有偏向性的融资政策、土地政策甚至司法手段。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造成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Young，2000）[6]，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价格扭曲、产业趋同与重复建设。地方政府以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取向，控制地方的资源要素配置，中央政府又以GDP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7）[7]模式作为官员晋升的重要考核方式，难以对区域共同市场进行有效监督。区域间的不协同导致市场分割、管理分治、地方分立，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地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鉴于此，向区域协同要红利成为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方式的目标取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具。区域协同发展是要在不同层级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相互联结、跨区整合的协作关系，明确区域发展的共同导向，实现跨区域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加快要素流动，减少交易成本，优化区域开放环境，破除区域行政壁垒，鼓励区域经济主体开展良性竞争和高效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促使区域主体在互相学习与创新中凝聚共识、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增进区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多元联系，实现多方共赢，形成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极。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在典型地区构建可复制、能推广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模式，进而加速全国层面以协同促改革的实施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