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Michiel Gerritse, Andrés Rodríguez-Pose. Does federal contracting spur development? Federal contracts, income, output, and jobs in US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7(2018):121-135.

摘要：美国的企业和各州、郡政府经常向联邦政府争取各类联邦（合约）优惠政策，以促进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然而，联邦合约支出的就业和产出影响仍然存在争议。本文使用美国联邦合约支出的地理信息数据，区分了2005-2014年期间合约的享有地和合约活动的发生地，以评估联邦合约支出对大都市区的就业和产出影响。通过使用转移份额（shift-share）工具和地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法案支出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享有联邦合约支出越多的城市，产出增长越大，但对就业的影响却较小；此外对产出与就业影响的区域局限性较大，并且这一影响仅限于短期，难以持续发挥作用。平均而言，联邦合约支出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较为微弱，即依靠获得更多的联邦合约支出来促进城市发展可能并非是一个有效的城市发展策略。

一、引言

美国联邦合约指联邦政府机构与营利性组织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例如政府购买中政府与企业的合同关系。在美国，每年人均约有1500美元的联邦合约支出用以购买联邦商品和服务，而这笔联邦合约支出也常常被各个地区视为其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因此，各个城市和地方决策者之间为争取联邦合约的支持，竞争非常激烈。但联邦合约支出是否真的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就业？考虑到每年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联邦合约支出，对这笔巨额资金支出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此外，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差异也比较大：关于对就业创造的影响，经常认为35000美元的支出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然而其他各类研究中认为，就业创造的平均支出在25000美元到125000美元之间。而关于联邦法案支出的产出乘数效应，有的研究认为可能低至0.5，也有研究则认为可能高达2.4。
    本文深入研究了2005-2014年间美国城市地区联邦合约支出的经济影响。首先，本文区分了受益于合约的企业所在地（合约签署地）以及与合约相关的经济活动实际发生地（合约活动发生地）。合约签署地一般情况下就是合约活动的实际发生地，但是特定情况下，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地也会与承包企业所在地产生差异。其次，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搜集了更为精准的联邦合约数据，并把国家的支出决策影响作为地方合约支出变动的外生来源。最后，本文以比较精确的方式控制了各地区经济环境特征以及各州层面的政治代表性的影响，尽可能减小合约支出对产出和就业影响的估计偏差

二、实证方法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1）

其中，下标c,s,t分别表示城市、州和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每年的人均GDP，关键的解释变量为各城市每年的人均联邦合同支出（后文分析过程中分别将联邦合同法案按照“法案接收地”与“实际经济活动发生地”进行了区分）；为城市固定效应，为州-年份固定效应。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本文使用shift-share工具变量法做了进一步的因果识别。该方法的识别假设国家支出决策不受特定城市冲击的影响，即联邦合约支出决策在各城市之间的变动是外生的。shift-share工具变量的具体构造如下：首先通过各行业的联邦合约支出的变化乘以城市在该行业的初始联邦合约支出份额，来预测一个城市特定行业的联邦合约支出数量（见2式）。其次，按城市对每个行业的联邦合约支出进行加总得到城市的联邦合约总支出（见3式）

(2)

(3)

    由于经济增长与联邦合约支出之间可能互为因果，本文使用shift-share工具变量，重新预测了每个城市的合约支出水平。该指标以各城市行业初始年份的合约支出为基础，并以全国的行业合约支出增长率增长。但是这一预测合约支出中包含国家合约支出的变动似乎也是经济内生决定的。因此，文中进一步选择州-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层面的变动对联邦支出的冲击。同样，使用城市固定效应以消除各类城市行业模式的内生性。

三、实证分析

本文在基础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结合shift-share工具变量设计分别对联邦合约支出对城市产出与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联邦合约支出影响的空间与时间效应。

（一） 对产出的影响

表2显示了对产出影响的结果，并区分了“合约签署地”（2a）和“合约活动发生地”（2b）。第1列显示了OLS回归的结果，表明针对地区与针对特定活动的联邦合约，支出乘数分别是1.7与1.8，即每1美元的支出可以使该地区的人均GDP提升1.7与1.8美元。第2-5列显示使用份额转移工具和加入固定效应后，工具变量会使估计系数显著变大，这是由于联邦支出往往倾向于贫穷地区，而份额转移工具变量的设计消除了联邦政府的这一选择性，导致估计系数变大。

表（4）表明，联邦合约支出会显著的促进就业，但是相对于“合约签署地”联邦合约支出对“活动发生地”的就业影响明显更大。就业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延长了原有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表（4）中“cost per job”行表示创造一个全时就业（FTE，每周工作40小时，年工作45周）所花费的成本。第1列显示，对于“活动所在地”创建一个新的就业岗位需要超过247,000美元，而对于“合约签署地”这一工作创造成本上升到518,000美元。相比之下，第4列工作时间同时考虑了新增就业和延长当前岗位的工作时间，此时增加一个FTE所需要的成本均大幅下降，在“活动所在地”和“合约接受地”成本分别减少为68,000美元和164,000美元。这一结果表明，联邦合约更可能会延长已有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而非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三）空间效应

通过考虑联邦合约支出对附近地区的GDP影响，可以确定联邦合约支出的潜在空间效应。文中假设这一影响随距离而衰减，并且考虑了地理距离的三个维度。首先，本文以200公里为半径为每个城市绘制同心圆，并且加总该区域范围内的联邦合约支出。考虑到美国各城市之间的地理位置，在200公里范围内每个城市至少包含有一个相邻的城市。其次，对200公里覆盖范围以内的区域，文中以每个城市为中心，每50公里覆盖半径设置一个同心圆覆盖区域（0-50公里/50-100公里/100-150公里）。最后，根据城市间距离的远近依次划分（a）最近的五个城市;（b）接下来的五个最近的城市;（c）按距离划分的城市排名在十至十五之间的城市。关于联邦合同法案影响的时间效应，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采用了合同支出的滞后变量来进行分析。

表（5）第1列显示了在每200 km半径的同心圆区域的联邦合约支出的影响，发现总合约支出系数略高于前文基准回归模型，但距离城市400-600公里范围内的联邦合约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作用开始变为负数。第2、3列分别显示了50公里半径范围和距离该城市最近的每5个城市群范围内的联邦合约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从总合约支出的系数来看，三种情况下的系数逐渐变大，表明联邦合约支出对产出的空间效应随距离的增长而减弱。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联邦合约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并不大。平均每美元合约支出的政策乘数大约在1.4到1.6之间，并且这一影响仅限于短期与有限的临近区域内。对就业的影响而言，平均每68000美元的支出才能增加一个新的全职工作机会，但这一影响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增加现有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来实现的，而不是创造出全新的工作岗位。联邦合约支出的产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合约签署地”，而就业效应往往表现在“合约活动发生地”。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了依靠联邦合约支出来促进地区经济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虽然联邦合约支出会产生适当的产出效应，但无论对就业影响的绝对值，还是相对于其他研究影响的相对值都是有限的。而这也符合联邦合约签订的政策目标：联邦合约主要是用来规划与激励经济发展，而不是完全用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市政府可能会寻求联邦合约来促进当地经济活动或用以争取选票，但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赖联邦合约似乎是一种不明智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

在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联邦合约是联邦政府与承包商之间签订的一种市场化合约。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这一在联邦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支出在更贴近市场化的情形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极为有限。考虑中国区域发展的情况，中央政府的各类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一般是借助地方行政事业单位来执行。依靠强行政的力量可能对区域间的协调作用有其独到优势，但是考虑到本文研究认为美国市场主导下的政策支出对于产出与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那么中国各地区仅仅依靠寻求更多的政策福利，恐怕更难以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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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张聪聪

译者单位：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

核稿：周玉龙

编辑：何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