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发展以打破“一亩三分地”的行政藩篱为条件。研究行政边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激发行政和市场主体动力、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行政壁垒破除的重要意义。

文献来源：Sohn C , Licheron J .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borders on metropolitan functions in Europe[J]. Regional Studies, 2017:1-13.

摘要：本文研究了边界对欧洲大都市区功能的影响。我们创新性地对边界效应的多维概念（分离、接触、差异和认同）进行了阐述和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证实了边界的差异因素的矛盾作用：经济差异对城市功能有正向影响，文化差异对城市功能有负向影响。其他因素的估计结果符合预期，但显著性较弱，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的探索性分析尝试解开边界的内在维度，并考虑它们的矛盾影响。

1.引言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加强导致边界城市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如“两国城市”(Buursink, 2001)、“跨国界大都市”(Herzog, 1991)和“跨国界大都会区”(Sohn, 2014)等。边界地区的城市化伴随着劳动力、货物和信息的跨界流动。因此，它引发了对国家边界的作用和意义的反思。

边界效应的概念分为四个维度：一是作为障碍的分离因素，比如它分割了互补的区域及其市场，从而导致半市场经济的形成。二是作为接口的接触因素，比如跨境溢出效应和跨界经济的发展，为邻近城市和地区带来正外部性。三是与边界相关的差异因素，如语言、货币、制度和文化差异等。一方面，这种差异的存在可能造成很高的交易或通讯费用，从而4妨碍边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当边界开放时，可能会出现与这种差异有关的积极影响，如要素成本差异和“互补性”带来的好处。四是作为符号的认同因素，开放边界的存在可以加强两国对跨境地区的认同，提高其对商业和人才的国际吸引力。

一方面，边界是边境城市的资源；另一方面，法律或行政壁垒效应仍然存在，这凸显了边界效应的复杂性。当前，边界对边境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其不同作用的相对贡献尚不清楚。

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考察边界对边境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多重影响，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开展实证研究。

2.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跨度为2001-2009，是德国联邦研究所建筑、城市事务与空间发展研究所（BBSR）在2010年收集的。

根据BBSR的研究，欧洲大都市区的特征是与五个关键领域(政治、经济、科学、交通、文化和体育)相关的都市功能的空间集中。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是由一小时的汽车行驶时间等时线来定义的。城市边界区域的识别是以城市核心(城市功能最集中的地方)与最近的国际边界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为标准的，相关距离阈值在经验上设置为40公里。

因变量（6个）。因变量包含城市功能综合指数和五个领域(经济、科学、交通、文化和体育)的具体指数。具体来讲，综合指数包括“经济”(包括500强企业、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银行和展会)、“科学”(包括主要大学、国际研究协会、科学期刊和国际会议、专利)、“运输”(包括航空客运、航空货运、铁路运输、海上货物运输、数据运输)和“文化体育”(包括剧院和歌剧、音乐活动、艺术博览会和画廊、体育场馆、奥运会场馆、夏季运动会及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等。

与边界相关的核心自变量（9个）。边界的分离要素用两个变量表示：边界障碍（Border impediment），是指阻碍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壁垒，以是否属于2006年欧盟单一市场和申根区来表示；边界接近（Border proximity），反映大都市地区的地理位置与最近的边界的关系。预期对大都市区功能有负影响。接触要素用两个预期正影响的变量表示：交互作用（Interaction potential）为利用重力方程和人口数据计算的反映大都市区与最近边界地区相互作用潜力的指标；竞争关口缺失（Absence of competing gateway）表示该都市区附近没有其他竞争关口。差异因素通过以下五个变量来描述，这五个变量突出了边界的矛盾影响：语言差异（Language difference）、货币差异（Currency difference）、边界与内地的失业率差异（Unemployment rate difference）、边界与内地的企业税率差异（Corporate tax rate difference）。认同因素通过跨国品牌数量（Cross-border branding）来衡量，预计对城市功能影响为正。以上自变量应用于26个大都市边界地区。

控制变量（9个）。人口数量（Population）、人均生产总值（GDP）、行业多样性（Diversification）、是否为首都或国际大都市（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city）、是否为边界地区（Border setting）；大都市区内部多中心性（Intra-polycentricity），比如是否存在多个城市；区域层面多中心性（Inter-polycentricity），是指在100公里范围内是否存在多个大都市区；是否为联邦政治制度虚拟变量（Federal state）、国家制度相关特征虚拟变量（Country-group ）。这些变量应用于所有大都市区样本。

表：本文的变量体系

3.识别策略

本文通过两阶段IV Tobit模型和嵌套IV Tobit模型进行识别。

IV Tobit模型用以识别单一的边界效应。由于人均GDP和人口受到城市功能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故将人口和人均GDP视为潜在的内生变量，并将2001年的人口和1991年至2001年城市的人口增长，即潜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Tobit模型估计。

而嵌套IV Tobit模型允许我们检验理论框架中提倡的边界多维方法的有效性和影响，是本文的中心。

4.估计结果

控制变量的影响。人口和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增加与都市功能指数的增加正相关。因此，似乎集聚经济和较好的相对经济表现会转化为更多的大都市功能。首都与国际城市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证实了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存在对大都市区绩效的影响。然而，行业多样性、大都市区内部多中心性、区域层面多中心性和联邦制度对城市功能指数的影响不显著。

靠近边界的地理位置对城市综合功能的影响。当加入边界设置虚拟变量（Border setting）时，以上结果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边界设置”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靠近边界的都市区的位置本身对都市区的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边界的多维因素对城市综合功能的影响。正如本文概念部分已经讨论过的，边界是多维的，单一的边界效应，实际上可能隐藏了不同边界因素所产生的多重效应。对边界分离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分离要素中的边境障碍（Border impediment）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而边界接近（Border proximity）变量对都市功能的水平有不利影响，符合预期。不可否认，边境障碍效应是复杂的，本研究获得的数据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一过程。对于接触要素，交互作用（Interaction potential）变量系数为正，但仅为弱显著性。竞争关口缺失（Absence of competing gateway）的系数不显著，这反映了大都市边界地区在没有竞争节点的情况下吸引和受益于跨境流动和交易的区位优势并不显著。在差异因素中，语言差异对大都市区功能指标有负面影响；货币差异对城市功能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其显著性较弱；失业率差异的影响显著为正。相比之下，人均GDP差异和公司税率差异的影响不显著。最后，代表认同因素的跨国品牌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边界的多维因素对不同领域城市功能的影响。以特定领域城市功能指数为因变量的嵌套IV 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分离因素，边界邻近度与文化特领域功能指数呈负相关；代表接触因素的竞争关口缺失与文化领域指数弱正相关；差异因素中的语言差异与经济、科学、交通等领域指数负相关，而货币差异与这三个领域正相关；有趣的是，失业率差异与都市功能的经济领域指数正相关，说明当核心地区的失业率低于边缘地区时，边界差异吸引了通勤者，这对大都市地区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代表认同因素的跨国品牌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正。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7级博士生 姚彦青

核稿：周玉龙 编辑：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