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采用社交网络分析，通过高级的生产性服务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的合作来调查中国的金融网络。研究结果显示，北京，深圳和上海在网络战略上占主导地位，而京—深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对城市合作。城市的定位是由空间和制度邻近性的优势来解释的，而这些优势是通过与有关伙伴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公平交易来确定的。网络层次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等级，因为网络的地位与大型国有企业，政府监管机构和嵌入式权力结构的位置有关。

关键词：高级生产性服务；企业间网络；企业间合作；城市网络；金融网络

一、引言

从网络角度分析企业地理位置已经成为了解经济全球化中城市地位的主要途径。在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文献中，公司间关系在塑造城市间系统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基于网络的研究开始从公司内部角度来研究城市间地理区域。尽管关于企业网络如何通过企业的内部报告结构出现的情况，人们对此知之甚多，但却对关于企业间如何在城市之间相互作用，以及企业间关系如何塑造城市间的连通性等知识缺乏了解。

文章研究探讨了基于企业间APS（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协作关系的中国城市网络。由于交易数据被用于识别APS公司协同合作，所以公司间的活动可以归因于具有离散时空维度的特定组织活动。该研究的前提是公司将根据战略竞争优势选择合作伙伴公司，并且合作伙伴的位置在该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研究中的APS公司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共同参与首次公开发行（IPO）—一个复杂的财务过程，公司向市场提供股票，从而从民营（或国有）公司转变为私人。因此，IPO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高潮，涉及高层决策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监管障碍。由于其复杂性，一系列APS公司参与了IPO流程。

根据公开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该分析收集了1993 - 2014年期间参与中国公司IPO流程的APS公司的完整数据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APS行业存在强烈的集中，战略合作公司网络沿着城市间连接的少数路径发挥作用。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首先，它开创了一种新方法来理解公司之间的城市间合作，而不是APS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合作。虽然成熟的APS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但公司通常必须与APS其他领域的同行进行合作，特别是随着交易或流程的复杂性增加。其次，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揭示了作为中国经济体系中影响力的关键媒介的城市间关系。尽管APS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以市场为导向，但国家在中国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强大作用，特别是对IPO的严格监管，对相关APS活动所塑造的城市网络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该数据库包括1993年至2014年9月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国内上市公司，以及为这些上市公司提供专业融资，法律和审计服务的证券（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这些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和Z数据库的招股说明书。共收集2296宗首次公开招股案件，并就每宗个案收集有关上市公司总部地址及参与上市程序的证券，法律及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的资料。这些IPO案件涉及161家证券公司，281家律师事务所和187家会计师事务所。

（二）模型方法

这项研究推断基于上述三种类型的公司之间在IPO过程中的协作联系的城际关系我们在社会学意义上应用的位置概念用于表明城市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证券公司（主要是投资银行）是上市过程中最重要的中介机构，担任财务顾问，协调顾问工作，为上市准备招股说明书和文件草案。在上市过程中，律师事务所负责处理法律问题并准备相关法律声明，而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和编制财务报告。这三者紧密合作，协助他们的共同客户完成IPO申请。分析从双模式网络开始，其中（1）公司通过（2）IPO作为合作点连接起来。城市间网络的各个单元表示相应城市之间的协作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是城市a和b之间的协作价值；j表示从1到2296个IPO案例；是指通过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城市a和b之间进行合作的总数；代表通过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在城市之间的总协作频率；代表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城市之间进行合作的总数。最终结果是54×54城际连接矩阵，反映了IPO过程中APS公司之间城市之间的协作联系。虽然中国有县级以上364个城市，但只有56个城市拥有与IPO相关的APS公司，并且是相关网络流程的一部分。这个相对较小规模的网络可能被认为反映了正在调查的城市间网络的等级性质，而这是由于中国的需求控制结构所导致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城市融入网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作为寻求了解城市间网络与公司报告结构内部联系的大量工作的补充，本研究增加了相关证据来支持进一步研究城市如何在协作APS网络中相互关联。特别是在生产网络在地理距离上变得更加分散的情况下，增强的公司专业化导致公司越来越多地跨太空协作。因此，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IPO高度专业化的金融过程中的企业间协作联系来分析城际网络的替代策略，其中APS公司相互合作以支持旨在公开上市的公司。

结果显示，北京，深圳和上海在中国城市网络中取得了战略性的优势地位。京深已成为国内金融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与杭州，南京等行政中心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北京的公司拥有与中国国家机构的机构接近程度相关的明显优势，这支持了中国经济是集中和分层计划的观念。此外，它违背了股票上市的“市场”逻辑，理论上这应该将服务公司设置在金融中心附近（例如深圳和上海），而不是政治中心。考虑到国家银行体系以及安全和保险服务在较小程度上受到领土控制战略的影响，并且这些部门的企业通常采用广阔的区位策略，与IPO相关的APS公司创建的城市网络的等级性显得更加重要。

解释网络的连接性和个别城市的地位，需要从市场驱动的角度和政府/监管层面了解中国的金融环境。与中国IPO相关的城市网络不仅仅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一个缩影。虽然APS公司的活动可能受到集聚经济的影响，但APS活动形成的城市网络也受到中国独特制度环境的高度影响，因为对IPO进行了严格的监管。首先，城市网络集中度较高，层次较少的地区和城市较少。这反映了城市行政级别的分布。虽然这表明APS公司的分布具有固有的层次性，但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层级的决定因素也具有内在的特定性。其次，上市公司总部和APS公司的共处，加强了北京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第三，参与IPO活动的APS公司创建的城市间网络比那些更加面向市场的APS公司创建的城市间网络更具等级。

文章分析的国内APS网络中，城市之间的关系连通性表现在地理和制度上的接近程度。这支持了Balland（2012）的发现，即地理，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有利于合作。基于大量IPO数据，少数企业的实力表明相关企业与其办公地点之间的组织机构高度相似。此外，网络中只有少数城市是重要的，并且有限数量的城市是大部分城际交易的主要节点和核心。这反映了Sigler和Martinus（2017）在澳大利亚城市体系中发现的情况，根据国内地区和国际监管体系，与能源和材料行业相关的采掘经济体具有高度结构。因此，尽管制造业至少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但由于金融化和其他当代进程强调金融企业的强大作用，城市之间的经济活动平衡可能会以反对再分配目标的方式发生变化。（朱俊丰、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