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Kamal, F. (2013). Does firm ownership affect spillover opportun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54(1), 137-154.
摘要：经济活动的集聚同时带来正的本地化经济效应及负的竞争压力效应，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结合既已划分的企业平均生产率等级——外资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于国有企业，推断并实证检验了临近经济活的净溢出效应与企业所有制的关系。结果表明临近的相同所有制企业内部溢出效应大于跨类型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
1.研究背景
在城市经济学文献中，经济活动的集聚一直被认为可以创造本地化溢出；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多聚焦于外资企业活动对的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采用公司层面数据研究内资企业内部、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或外资企业之间溢出效应的文献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在中国经济转型及企业所有制空间分化的背景下，实证检验并解释了经济活动集聚的溢出效应与企业所有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文结合净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本文从正的本地化经济、负的竞争效应以及正的FDI溢出效应三个角度进一步分析溢出效应的作用渠道。正的本地化经济也叫做马歇尔外部性，大多通过中间投入共享、劳动力池和知识溢出三个渠道传导。有关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既有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高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于国有企业，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所有权结构反映了企业生产率。生产率等级较高的企业更易在投入品市场上吸引术熟练劳动力，在产出品市场上更易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因而对生产率等级较低的企业施加了负的竞争效应。当国内企业能够模仿外资企业的新产品和工序、雇用国外熟练劳动力或利用外资企业先进技术产生的知识溢出时，就形成了正的 FDI溢出效应。
2.模型构建
（1）数据
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记录了国有及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详细信息，包括企业登记注册类型、6位行政代码表示的经营所在地、4位数细分行业、工业增加值、从业人数及资本存量等，是迄今为止最详实的微观数据库之一。首先，为了避免样本期间4位数行业代码和城市代码变动带来的研究误差，本文根据相同划分标准对的4位数行业代码和城市代码进行了统一处理；其次，为了避免直接使用数据库中的名义资本存量带来的偏差，本文根据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企业真实资本存量；最后，本文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SOE)、民营企业(POE)和外资企业(FOE)三个子样本，并进一步根据外资企业的东道国所在地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企业(ECE)和来自外国的外资企业(non-ECE)，通过分子样本回归研究了同所有制类型和跨所有制类型间的溢出效应。[1]
（2）模型构建
(1)
其中，
分别表示所有制类型为
，城市为
，4位数行业为
的企业
在年份
的工业增加值、从业人数、真实资本存量。
分别表示城市，行业，年份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子样本中除企业外的其他企业
的从业人数总和，作为衡量特定城市-行业-所有制类型-年度集聚程度的指标。
是本文的所关注的核心系数，如：采用国有企业子样本回归时，
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且
为正表示相应的净溢出效应为正。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用以消除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的影响；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消除特定时间效应。
（3）数据和模型偏误的解决
首先，样本选择偏误问题。1998-2006年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部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改制为私有企业，而高效率的国有企业被保留，如果回归样本中包含所有国有企业，很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与三种所有制类型经济活动之间不可信的正相关性，因此本文只选择1998-2006年间始终为国有企业的样本以克服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内生选择偏差。
其次，测量误差问题。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只包含单一企业的样本约占95%，另有5%是由多个子企业构成的大企业，数据库中对于后者员工真实所在地的记录大多存在误差，这使得集聚的测度存在一定偏误由此可能影响分析结果。虽然多企业样本比例较小但严谨起见，本文首先对单一企业样本进行分析，其次对单一企业和多个企业混合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差异并不大。
最后，模型设定偏误。中央政府政策（如国有企业私有化）颁布后，不同城市实行起始日期和实施进度大都不一致，因此单独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不能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与残差的相关性，因此本文用城市-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代替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主要分析该模型的结果：
(2)
3.结论
第一，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净溢出效应。由于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之间基本不存在效率等级差带来的负竞争效应，因此净效应仅表现为正的本地化经济且较大。第二，低效率等级企业对高效率等级企业的净溢出效应。由于前者不能对后者产生负的竞争压力，因此这种方向的净溢出效应为正。民营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对外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马歇尔外部性的产生机制看，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国有企业通过中间品共享机制对外资企业而未对民营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第三，高效率等级企业对低效率等级企业的净溢出效应。这种类型的溢出效应是正的地方化经济和负的竞争压力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方向不确定。其中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负但不显著，表明不存在明显的FDI溢出效应，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且超过国有企业内部的溢出效应，这也表明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增长最快的部门在市场化进程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另外，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企业和来自国外的外资企业之间并无明显的净溢出效应，这与前者是出口导向型而后者是市场导向型相关，也与二者的语言文化传统背景差异过大相关。（作者：阎丽，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