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是一个带着较强主观色彩的客观存在，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小企业的判定可能各有标准，但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小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大抵是客观的。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确定500名员工和350万美元销售额作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标准界限，日本将中小企业的标准区分为工业和商业零售业，其中工业的界定标准为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资本额在2亿日元以下，而德国对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标准与美国一样，是500人以下，其中49人以下为小企业。总之，不管标准如何界定，中小企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美国的中小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十分活跃，大约有50%的科技发明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而且85%左右的就业机会来自最小的公司。在日本，中小企业从数量上看，占到企业总数的99.1%，从业人员占比也接近80%，更主要的是在制造业的全部收入中，中小企业占51.8%，真正成为半壁江山。在德国，80%的新就业机会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提供的，而且中小企业还成为技术工人的重要培养所。我国根据2001年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界定工业内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又分别以从业人员300人和20人为界，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不出意料的，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全国企业总数的99.2%，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了60%以上，税收和就业也分别占到50%和80%以上，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压器”。

中小企业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晴雨表”，近两年，正处在经济转型“阵痛期”的我国经济，让企业都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知先觉，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却各有各的苦楚。近一段时间，笔者因为研究需要，走访多地调研企业，在某重要的国家级新区，区内早期形成的大企业带大项目的工业增长模式，在多个大企业纷纷战略转移后，因为缺少中小企业，区内难掩一派经济低迷之态。相反的，笔者日前利用假期随意走访了浙江某地级市和县级市，鳞次栉比的中小企业，加班加点的工作状态，不禁让人心生喜悦，让人联想到中小企业犹如经济体的一个又一个的微小细胞，只要细胞充满活力，肌体的健康是水到渠成。反之，一个缺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支撑的经济体，即便外表强壮，也似打了强心剂一般苦撑，总不免让人忧心忡忡。访谈时笔者从与小企业主的攀谈中得知，近两年，即便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但市场带给企业的压力远没有成本上升的压力大，小企业在想方设法抵御成本上升时总感觉与政府的支持政策隔着一层纱，政府捧出的看起来诚意满满的减税降负政策，总让中小企业感到隔靴搔痒，于事无补，中小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与服务，支持政策如何能够“对症下药”，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并不新鲜却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要想准确把握中小企业的脉，了解其需求是什么？首先要分析一下中小企业到底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政策如果是补其短远比助其长更能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 。

第一，中小企业不缺创新的能力，但往往缺少“金主”的赏识。有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谁更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非常之多，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认为，大企业的持续性创新能力远高于中小企业，而一些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可能出自中小企业之手，比如创业之初的苹果公司、挑战传统汽车产业的特斯拉公司等，有研究表明，中小企业是美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再观日本，东大阪市是日本典型的中小企业聚集区，企业中90%以上是从业人数不满20人的小企业，从业人数在1～3人的小企业就占企业总数的46%。，但31.6%的企业都拥有自主品牌产品，且企业集中在金属制品、工作机械、塑料加工等所谓传统产业领域，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生产的称傲于世。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慧眼识英雄的“金主”，而全世界的中小企业似乎都多多少少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创新型中小企业把希望寄托于风投资本，而事实上中小企业被风投资本青睐的难度无异于彩票中大奖。

第二，中小企业不缺面对市场的敏锐嗅觉，但往往缺少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中小企业自带草根特质，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是它们天生具备的生存本能，与市场的紧密关联使得它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需求，它们懂得找市场远比找市长更现实。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犹如大海中的一艘艘小船，一旦遭遇狂风恶浪般的系统性风险，其抵御能力就会不堪一击，比如，近半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再或是由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等，这些仅凭中小企业一己之力完全无法抵抗的系统性风险，只能寄希望于社会化的中小企业保障网，关键时刻发挥救命稻草的作用。

第三，中小企业不缺“深耕”主业的志向，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等的掣肘。谈到百年企业，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通用、西门子、松下等耳熟能详的大企业，但实际上，在国际公认的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小企业群的日本和德国，持续百年以上经营史的中小企业的数量远超过大企业。资料显示，日本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多达50000家，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总数多达3000家。世界最古老的企业也在日本。德国有837家超过200年历史的企业。探究这些企业的共性特征，对中小企业来讲，深耕主业，不随波逐流是很鲜明的一点。比如，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企业的日本金刚组，主营业务是寺庙神社的建筑，其只拥有百余名经过严格训练的庙宇建筑木匠，每一个工序、每一件工具，全都凝聚着工匠们长年摸索得来的智慧。在2006年金刚组迫于市场压力进军水泥建筑和公寓建设市场后，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之际，大阪当地建筑公司对其施以援手，金刚组也决心做自己擅长的事，为解决寺院神社木质建筑修复费用昂贵的困难不断改进修复技术，由口碑赢得市场，业绩也止落回升。反观我国的中小企业，受到更大更强的社会偏颇认识的误导，只要中小企业进步得稍微快一些，从客观上就烘托出一种要扩张的氛围，鞭策企业去做大做强，似乎只有大了才能强，而最后大多黯然收场。横向比较，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12.5年。

综上，中小企业不是天生不要强，也不是天生不想长大，无数的大企业也是从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理论上讲，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应该是一片养分充足的土壤，中小企业是借由这片土壤成长壮大，不是拔苗助长，如果中小企业只想守住自己的一小块儿天地，它也可以不必总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或是被强灌营养剂。在德国、日本这样中小企业富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都有系统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可供中小企业选择但并不强加。当前我国有4000万家左右的中小企业，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也是数不胜数，但中小企业真的能感受到这种政策阳光的哺育吗？只有倾听中小企业的心声才会知道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所幸笔者最近接触了几家中小企业，窥一斑可知，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好多时候并不能对上中小企业的胃口，无法对症下药。举例一二，某海龟团队回国创业的生物药研发企业落户某国家级新区，10来年的研发过程中一直靠给制药企业做一些病例药理病理实验等补充研发经费投入，目前已有数个专利产品进入临床实验或是申请新药批号的阶段，但仍然无法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取一分钱的贷款支持，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质押等面向中小知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支持政策实际很难落地，金融机构在给这类轻资产的创新型企业做贷款时，仍然要求有房产有抵押物，而这类海归创业团队又面临对国情了解不深入，对政策理解不到位等自身短板，这使得看似非常给力的中小创新型企业支持政策成了水花镜月。在一个中小企业聚集的南方小城，企业用工的稳定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很多工人在谈用工条件时就明确提出不需要五险一金，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为此，企业一方面不想违反政策，另一方面又受“用工难”的困扰，权衡之下，很多企业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给工人开两个工资账户的做法，一个为了满足社保部门的要求，一个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事实上增大了企业的行政开支。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意图是好的，农民工想要赚取更多现金的想法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会让这些政策落得尴尬的境地，原因无非是没有把准政策需求者的脉，那么中小企业的政策需求到底有哪些呢？日本、德国等拥有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体系的国家，又可以带给我国哪些启示呢？

首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要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不能只依靠天使基金、PE等风险投资，至少在中国目前来看，风险投资的追风行为可能加剧资金“脱实向虚”的程度，在实体经济领域一心一意做创新的企业反而无法成为风投资本的宠儿，而鼓励现有金融体系内的银行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倾斜等政策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上述生物药研发企业的遭遇就是生动的现实。反观日本和德国，都有政府专门成立的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如日本，除1936年建立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以外，1949年又成立国民金融公库，1953年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为了配合这些专门的资金支持机构，日本1951年制定《相互银行法》、《信用金库法》，1952年制定《中小企业安定法》，这些专门机构的成立和法律的完善，可以避免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一同在金融市场上竞争时所处的不利地位，因为对这些机构的经营考核标准区别于一般银行等，使得这些机构更乐于专心致志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我国银行出现的嫌小爱大，疏民近国的歧视性选择服务对象的做法。在德国，政府每年会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政府资金占全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70%，并通过德国两大政策性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德国平衡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还有各州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会等组织。保证了政府扶持资金的专款专用。

其次，中小企业对共性技术支持具有强烈的需求。总体上，中小企业虽不缺乏创新的动机和能力，但相比大企业可以依靠自身资源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创新体系不同，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只能专注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对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技术转移交易、企业非擅长领域的技术指导等都有非常明确的需求。以日本中小企业高度聚集的东大阪市为例，其中小企业政策非常切合企业对自身非擅长领域的需求，政府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洽谈、技术指导和技术推介会，建立企业技术援助中心，企业可以免费或以低廉的费用在该中心制作加工样品，利用测定、检查仪器等；此外，政府还引导企业与附近的大学、研究机构等组成产、学、研合作网络，为了推动企业进行高技术产品的开发，政府成立了“产品开发研究会”，支援企业的开发活动。在德国，创新扶持也是扶持中小企业的重点，为了贯彻企业“尽量去制造，而不是去购买”的理念，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德国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等政策，并设立专项开发基金。反观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扶持政策不仅少而又少，而且原则性的支持很难让中小企业找到抓手，虽然有技术创新动力的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总数的比例可能并不大，但像德国、日本这样具体化的中小企业技术扶持政策就是要点燃这星星之火，而不是浇灭它。

再次，中小企业是信息弱势方，政府的信息供给功能对中小企业尤显重要。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信息搜寻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对信息搜寻成本的承受力更低，这就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在德国，财政预算资金专设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基金，用于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支持企业参加展会。在日本东大阪，政府会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协助企业寻找合作工厂，提供产品的供需信息给企业，帮助企业拓宽产品市场，政府出资制作英语版的数据库，协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间建立组织化的共同订单处理团队，为推广企业的产品，帮助企业在国内外召开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商务洽谈会等。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在信息服务方面几乎还是空白，这或许因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就服务企业来讲，从服务内容到方式方法都显得那么笨拙，政府自身还需不断学习。

最后，中小企业在系统化的员工培训方面力不从心，急切期盼支援。中小企业员工人数不多，进行内部系统化员工培训的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对员工进行辅导培训等是中小企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东大阪是针对中小企业员工的支持政策包括支援中小企业向政府设立的中小企业大学和大阪府立产业技术研究所等派遣员工进修，对中小企业的团体研修活动给与一定的资金支持。这种支持方式不是简单地给企业资金，而是由政府出资成立或是政府购买专门化服务机构的服务来满足中小企业的员工教育与培训需求。

中小企业的活力是一个经济体活力的来源，想要激发中小企业活力的中小企业政策，不该是自上而下地给予，而应该是知道中小企业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的情况下，政府尽己所能的一种扶持。政府出台的每一项中小企业政策，都应该先问一句，这是企业真正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