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投资增速回落，经济低迷，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十分重要。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的拉动作用逐步提升，2014年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并呈现上升趋势。截止 2018 年底，净出口对 GDP 增长仍为负拉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约在2.14%，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约为5.03%，其中，信息消费规模约达5万亿元，同比增长1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信息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升（见图2）。近年来，虽然我国最终消费率在不断上升，然而居民消费率却持续走低，2017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40%，不仅远低于美国（69.5%）的水平，也低于老龄化严重、消费增长低迷的日本（56.3%）和韩国（47.8%）的水平，还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指出，信息消费作为重要的新兴消费领域，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引领产业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积极培育信息消费 ，提升信息消费空间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如何挖掘信息消费潜力，提升信息消费层次，扩大有效消费需求，是急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外学者对于信息研究的起步较早，在信息消费影响因素研究方面，Josephine（2000）的研究表明，信息服务质量、信息质量和语言限制都会限制到农民信息服务消费。 Peter O Siyao（2012）发现接受教育程度、拥有电子通信设备与否等都会影响到农民对农业信息服务的接受以及对相关信息的使用。Utkarsh（2017）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在信息搜寻行为中，个体差异对服务体验的影响，发现追求品牌的消费者在决策前更加倾向于搜寻丰富的信息。

国内文献在2013年之前，基本上是对信息消费理论层面的研究，郑英隆（1994）最早提出信息消费的概念，马哲明（2007）提出了信息消费外部性理论。而在2013年之后，出现了信息消费关注高潮并且集中在对信息消费的实证研究层面。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类是对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另一类是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经文献梳理发现，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较多（如杨春立（2014）、钟玲玲（2016）），但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并且大部分学者都是分别对影响消费的宏观因素（如张肃（2017）、张慧芳（2016））或者微观因素（如岳琴（2016））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

基于此，我们综合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及家庭特征，结合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深入分析家庭特征和区域性差异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地区之间信息消费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区域的异质性导致信息消费水平的差异性。从分析结果上看，首先，地区间的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占总体家庭信息消费差异的11.16%，这种差异是不能忽略的，表明即使个体特征相同，但由于所处地区不同，信息消费水平也不同。其次，以平均数为结果的模型、情境模型和完整模型回归结果所反映的区域特征，包括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人均GDP和就业、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对地区平均信息消费都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二，在家庭特征中，教育程度、城乡位置、人均收入、家庭规模对于信息消费支出都有着显著影响。从完整模型来看，个体特征对于信息消费的决定作用相当显著。具体的，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教育程度、城乡位置和人均收入对信息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家庭规模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效应为负。

第三，地区特征不仅直接导致地区间信息消费的差异，而且可以通过交互效应影响家庭特征的信息消费弹性。家庭特征对于信息消费的决定作用往往会受到地区特征的约束与调整，并且这种调整方向与个体特征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方向可能并不一致，故在不同地区具有相同特征的家庭，信息消费水平并不相同。

根据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为了推动扩大信息消费，促进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根本因素， 政府除了提供就业机会，制定相应措施直接提高居民在一次分配中的收入外，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通过二次分配间接增加居民收入。

二是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城镇化质量。城镇化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注重城镇化质量将会大大提高农村家庭的信息消费水平。

三是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延长教育年限，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实证结果看出，农村家庭的教育水平要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所以政府要特别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教育的公共资源应该向农村倾斜，以弥补农村长期教育投资不足。

四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机遇，大力推动信息产业发展，推进供给侧改革，消除供给约束，促进居民信息消费。由实证结果可知，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会明显促进居民信息消费。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柱产业，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信息产业面临的技术约束和资源约束问题仍然突出，因此要准确把握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加快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信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