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产生、存活和破产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活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但过于频繁的波动可能会导致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浪费。对于区域来说，不仅要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更重要的是让企业活得更长久，使区域能维持和创造长期的繁荣。众多理论围绕企业存活都有相关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关注企业年龄、规模、所有权、创新活动以及产业和市场结构等企业自身特征或产业特性对企业存活的影响，而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已将焦点转移到影响企业存活的外部因素上，尤其是集聚经济。研究企业存活的区域层面原因可以为地方政府在营造营商环境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近年来，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对传统研究中集聚外部性影响区域发展和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挑战。经典城市经济学认为，集聚外部性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具体可分为两种效应：通过共享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和本地知识溢出而聚集的本地化经济效应，或者通过雅各布斯外部性而聚集的多样化效应。然而，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集聚外部性不一定会导致知识溢出；相反，只有当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互补性或技术关联性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种观点预示着关于多样性和相似性之间权衡的争论：尽管技术不重叠的企业可以为彼此提供创新的源泉，但技术相似或关联的企业更容易相互沟通或学习。换句话说，知识溢出的前提条件是认知邻近、技术关联性或企业之间的互补性。产业关联不仅在区域经济发展、就业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存活率，降低其失败的可能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但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面临更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变迁，对现有的理论构成严重挑战。在中国，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价格波动和市场调整。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依靠知识溢出和集聚外部效应来获取利润并保持竞争优势。此外，财政分权不仅造成地区间竞争，也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处置权，导致地理不均衡的经济和制度格局。

作者试图以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在考虑区域制度环境和企业异质性的同时，探讨了产业关联在中国企业生存中的重要性。研究发现：（1）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与当地产业高度相关的企业更不容易失败，并且存在最佳的认知距离。（2）企业生存与产业关联性之间的关系受区域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中，经济和政治改革导致经济和制度格局出现巨大的空间差异。因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相关性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更大；而位于以地方政府经济和政治激励为导向区域的企业更加独立于产业关联。（3）不同类型的企业受益于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和知识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大公司缺乏利用相关性的动机，不仅因为它们享有规模经济，也源于中国所谓的“抓大放小”政策，为大公司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也扭曲了知识溢出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还表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进行出口加工生产和贸易的外企往往有独特的销售渠道与技术来源，而较少依赖于区域经济行业关联。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培育以市场为导向、减少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以加强产业关联和知识溢出对企业生存的积极作用。其次，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成为“促进者”，投资于公共服务行业以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政府以补贴的形式进行直接干预可能会影响当地商业网络中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转移，但是如果适时并合理地使用这些地方优惠政策，也可以促进地方产业路径突破。第三，在研究期内，外资企业大多以相对“孤立”的方式发展，而对参与本地商业网络的兴趣并不大。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战略性“竞争”，外资企业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寻找最便宜的土地、最佳的税收减免以及使地方政府相互争夺。地方政府应适时在政策与环境上对本土企业予以更大力度的支持，以促进本地经济稳定且长远的发展。

原文刊发：Post Communist Economies, 2018(2)

原标题为《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new firm survival in China: do regional institutions and firm heterogeneity 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