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提出北中南的区域发展格局，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三大港沿江、沿河构建中国发展体系。之后毛主席提出沿海与内地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两个大区的思想。这些都是大尺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希望先把中国假设成为一个均质空间然后画圈，把地理和人文要素往上靠。但区域合作最终要回到城市之间的合作上，当前最主要的合作方式就是城市群、都市圈。世界上1.5%的面积聚集了全球一半的人口和一半的市场活动，在中国也是如此，十大城市群以15%的国土面积聚集了46%的人口，创造了71%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年内国家级城市群规划将全部编制完成，对区域城市的发展很有帮助。

中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块状合作是小尺度以块状合作为基础的。以往的城市合作包括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机制以及飞地经济等。今天的城市合作又出现了新的形态。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合作。汕尾海丰县的开发区离深圳市将近两小时的高铁，目前已经托管给了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跟深圳的关系相当于夏威夷和美国的关系，这已经不仅仅是飞地经济，而是经济、政治、官员任命、公安治理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完全由深圳决定。以前这种合作的形式是对口扶贫，现在转化成了对口合作，其中的焦点是税收分成的问题第二是上海与大连的合作。上海和大连同样是港口、自贸区，同样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人员素质相对也比较高，这种城市的合作又是一种新的形态。这种合作的机制体制是否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部分？这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三是雄安新区。将来的雄安新区可能是天津、北京和雄安的一个三角形的合作。这种城市的合作更加复杂。最后一种是毗邻区、都市区、城市群的合作。这种中心区和周郊区的合作，以及以中心城市形成的都市区和另外一个都市区的合作，应该比区域合作更加细致和精准。

长三角的发展已经富可敌国，各个层面的内部合作体制已经建立了近十年，是我国城市合作发展最好的地区。今天的长三角合作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城市群的块状发展。但是城市群内部的，以中心外围为体系的大都市区的合作可能更加紧迫。中国城市群现在的合作都是大跨越式的，解决的是未来五年十年之后的问题，更加急迫的合作是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周边郊区的合作，而且这个阶段不可忽视，不可跳跃，这种都市区的合作是城市群的核心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群。而我们现在往往忽视了这一阶段。从数据上看，上海周边地区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总GDP已经与中心城区别无二致，上海的大城市和周边的小城市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十九大提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以借助城市群中小尺度的城市合作解决，特别是像上海和周边区域的合作模式通过以市场主导，政府来引导的方式可复制可推广。但同时不能期望通过政府出台某项政策或外资的冲击一蹴而就。

美国早在1910年前后就开始了城市群的合作，主体是大都市区。2015年美国的大都市统计区有945个。我国不可能编制945个城市群规划，尺度更细的研究必须回到都市区的角度。我们要做的研究应该符合几个特点。第一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实践研究，回答好是什么的问题；要学习地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做好中国的数据，将大数据和小数据结合。第二是今天中国的区域和城市研究，在整个经济学体系里面最容易出成果、跟世界对流交接的，我国的学者能力不弱，变化的城镇体系又发生在中国，但是我们做得又远远不够，学科中的概念五花八门，需要统一的理论。最后我们要进学科出理论，经济学长期以来都忽视空间，我们应该从怎么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回到在哪里生产的问题。

总而言之，今天中国是一个空间改革的实验场，需要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很多学科来做相关的研究，由中国人来说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