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提出的治国方略，为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辟了新思路和注入了新智慧。这一关键词被提出之后，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改”等问题引发了学者的热烈讨论。针对“为什么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认识多从西方经济学市场供需原理出发，认为由于当前供给侧效率不高，不能有效满足需求，因此，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一困境，已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亟需从供给侧进行改革；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主流观点强调对人口、产业、消费、区域、要素投入、增长动力、收入分配等多元结构的全面改革；针对“怎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参照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结构，从供给侧重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使得供给与需求同步。

上述逻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背后暗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市场是最优的制度，供需不均衡是没有充分市场化的结果；二是，政府的干预是市场的阻碍，破除这一阻碍才能促进供需均衡。然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逻辑框架却无法解释：（1）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依靠政府主导，逐渐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快速的经济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为何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要素和条件反而快速消失了呢？（2）如果以新古典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结构为理论依据，在劳动红利消失和资本规模报酬递减后转向提高科技研发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从微观上观察，为何美日最新实践中摩托罗拉、诺基亚、东芝等高技术跨国企业纷纷倒闭？从宏观上观察我国专利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R&D投入成为世界第二，为何R&D投入持续提高后反而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呢？（3）遵循西方新古典理论在劳动、资本、研发等要素都无法发挥作用时，提升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到底切入点在哪？路径在哪？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吗？

囿于新古典理论提出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传统思路框架，已经难以应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改”等重大挑战与困境。只有还原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切实理解这一阶段中国供给侧实现增长面临的外部实施条件和内在动力机制，才能对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演变进程的内在机理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只有理解了全局的变化，才能厘清当前这一阶段供给侧的关键结构性矛盾，也才能最终获得符合发展阶段的具体路径和改革方案。

作者试图阐释的中国故事核心是，中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之路，不同于直接从新古典生产性劳动偏向型转向研发性劳动偏向型的西方高科技路径，而应根据供给侧结构的实施条件，动态匹配相适应的动力机制，形成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作者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根据不同实施条件组合下，中国供给侧主导性动力机制的转换，还原中国供给侧从索洛阶段、向罗默阶段、再向熊彼特阶段的结构演变过程，指出：

第一，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原因来源于需求结构和技术结构组合引发的供给侧外部实施条件的结构性变化，不能脱离发展阶段和外部实施条件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改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涉及经济增长等复杂宏观问题，但是也不应将多元结构泛化，最重要的是根据供给侧的实施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后，加快相匹配的主导性动力机制的结构调整。这就应以认知性劳动为核心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结构调整为主导，而金融、贸易、外汇、制度等结构为支撑。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怎么改？不同于新古典单部门要素结构框架提到的供给侧从劳动再到资本再到全要生产率的推进思路，劳动是实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经济发展阶段从索洛区域到罗默区域再到熊彼特区域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力。当处于熊彼特区域时，面对技术结构和需求结构组合下的高度不确定外部环境，应优先由认知性劳动认知需求方向，在市场需求方向准确后进行研发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的匹配。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18年第3期 原标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条件与动力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