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和面临着新的现实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以归纳为四个：区域协调的发展战略问题、城市群和城镇化的问题、区域产业供给质量的问题、区域发展新动能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作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探索一些出路，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和基础理论，以及框架体系的问题；（2）创新驱动型区域的关键要素、跃迁机理和政策选择问题；（3）区域充分发展新动能、新机制和新模式；（4）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城市发展形态和区域竞合的问题，也就是智能城市发展问题；（5）城市群合理规模、体系分布和治理机制问题；（6）区域要素配置、集聚效应和欠发达地区振兴战略。归根结底，在中国发展的现实下，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区域政策设计问题。

为什么区域政策对中国如此重要？区域政策不是中国的特例，政策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是被普遍应用的。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有一些特殊性，例如行政主导下造成的市场分割问题、存在的市场失灵和市场低效问题以及分权制导致的地方保护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带来政策实施的扭曲。与此相对应的，我们要解决区域发展协调，城镇化，解决区域产能供给，区域发展新动能等等，这些政策和问题匹配在一起时，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地从而达到政策目标，会不会产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以及政策实施目标偏差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精准化政策设计、模拟和评估，而要做这样的工作，绕不过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是要回答区域政策对于目标区域而言是不是有长期收益，也就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第二是国家层面上是不是有总体的收益；第三是我们的政策实施到底是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目前这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在国内政策实施过程中也不在少数。换句话说，一些政策的实施可能给目标区域带来了收益，而它的收益恰恰是以其他地区的收益降低为代价的，这都是在制定区域政策过程中需要比较的。

      政策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政策也是广泛应用的政府调控手段。我们从政策类别、视角、目标、空间尺度等对中国和北美的一些政策做了比较系统的比较，总结几点发现：首先，我国的区域政策尺度较大，通常是几大板块，而北美的空间尺度相对较小而且聚焦贫困政策；其次，在政策目标方面，我们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资源保护等中宏观的问题，而北美更关注居民福利、就业、工资等等微观视角；从研究上来看，目前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以定性研究为主，这也造成了我们在一些主流期刊上有关区域经济和政策类研究的文章发表的较少，但是在现阶段开始有一些学者开始用断点回归、DID等方法探索定量化研究；同时由于我国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有很多国外政策所不具备的特性，比如迭代性和时效性，也造成了这种政策在研究问题上的准确性和规范性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我们的政策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沟通。

      反观北美地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政策研究方法体系，而且研究问题和方法相对成熟和准确，而且逐渐在美国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方法为支撑、逐渐把区域城市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进行对接的态势。中国区域政策研究可能不仅仅要吸纳国内外的先进方法，也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因为我国区域政策研究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例如中国区域政策空间尺度之大带来的复杂性，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多重政策制定主体带来的政策叠加性，以及新时代面临的迫切需要和急需问题带来的阶段性，这可能是国外区域政策研究所没有面临的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对区域政策国际前沿进行了简要回顾。区域政策的研究方法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包括结构性模型和标准，简约式的模型和回归、合成控制法、CGE和DSEG方法、基于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模拟仿真。

      在构建中国区域政策理论体系和评价方法过程中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四个W的问题，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考虑哪些是有效的、为什么有效、在哪些区域有效、对哪些人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目标区域界定问题、变量控制选择问题、控制区域问题、多重政策干预的迭代效应剔除问题、溢出效应问题、政府自由裁量问题以及绝对效益和相对效益、总体效益和个体效益、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多重关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我们认为在区域政策精准设计、模拟和评估的主要方向上可以分为两大维度。第一是突破区域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中国区域政策效果模拟和定量评价的方法体系，基于大数据区域政策模拟评估技术开发与应用。第二是在现实问题维度上，一方面急需解决以协调为导向的区域政策设计和效果模拟评估，另一方面是雄安新区的一系列区域政策体系和制度创新问题，同时还包括区域创新政策设计、预测和评估问题，扶贫攻坚领域的相关设计以及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