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区划壁垒是协同发展的一大阻碍，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然而，地方政府的合作又会怎样影响区域发展与差异？Marie-Laure Breuillé等人以法国城市为例，研究了通过创建转移权限和税收能力的司法权层，市际合作如何影响当地四种主要直接税种（营业税、住宅税、已开发土地的物业税、未开发土地的物业税）。数据使用了1994-2010法国365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结果表明市际合作会导致税率上升，占据了税率上升的35%。如果采用市级政府和市间政府税基共享的办法，税率增加幅度更大。仅就市级政府税率来看，城市规模越小，税率下降程度越大。最后，各城市之间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异质性是城市间合作影响不同程度的关键驱动力。
文献来源：Marie-Laure Breuillé, Pascale Duran-Vigneron, Anne-Laure Samson, Inter-municipal cooperation and local tax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7(2018) pp.47-64.
一、引言
在权力下放和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加和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为了更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城市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市际合作通过创建新的财政决策层，改变了地方各级政府支出和税收分配。领土组织的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税收后果？市际合作会如宣称的那样降低税收，消除税率的差异性吗？是什么推动了不同城市之间税率的不同？本文将通过实证回答这些问题。
法国市际合作是通过资源建立EIMCs（Inter-Municipal Cooperation）实现的，该组织成员城市必须向其转移某些权限和税收权力，还建立了新的财政决策层。为了解决内生问题，本文用市政当局自愿合作决定的三个决定因素来衡量我们的处理变量，分别是城市人口密度、15岁以下人口比例和人均应纳税收入。为了解决异质性问题，本文使用了年轻人人口比例检验城市间的差异性。
二、理论预测和制度环境
虽然鲜有文献研究IMC对公共预算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依据公共金融文献中推测IMC对税收的影响。本质上，在单级税制中，每个行政机构为了吸引税基都会降低税率，产生税率的“向下竞争”。在两级税制中，两级制度对同一税基征税，在没有横向税收竞争的情况下，某一级政府忽视了其税收对共同税基可能产生的压抑效应，从而导致低效率的高税率。本文预测如下：1）市级政府和EIMC共享税基时，累积税率会提高。2）当税基完全转移给EIMC时，税率会增加。
从1999年到2005年，法国EIMCs的数量从1678增加到2500个，城市参与EIMC的比例从52%上升到88%。2013年法国中央颁布法令，要求每个城市都必须加入EIMC。EIMC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收入。在四种间接税上，市级政府和EIMCs的分配依赖于税收制度，详见table1。
三、数据和模型
本文使用了1994-2010年期间，法国36530个城市和所属EIMCs之间的数据，包含营业税、住宅税、开发土地物业税和未开发土地物业税四种市级税和累积水杯，变量包括了EIMC相关指标和有关城市水平的六个变量，第一，1990、1999、2006年人口审查数据中的居民人数，15岁或以下人口的百分比以及75岁或以上人口的百分比，第二，征税家庭、应税收入总额和财政能力的三个财政变量。
实证策略依赖双重差分方法，其处理组为MIC，估计了税率水平和税率分布对于IMC的影响。处理前时期范围为1994-98，排除了99年之前加入IMC的城市，处理组包括1999-2005年加入EIMC的城市。控制组为2006年以后加入EMIC的城市。对于控制组和处理组来说，虽然处理后税率趋势明显发生变化，但处理前变化趋势相同，满足共同平行趋势假说，因此可以使用DID方法。
本文的主要识别模型如下：
其中，Y为经济结果变量，包括四种市级税率、累积税以及税率变异系数；coop为处理变量，表示是否加入处理组；X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和财富分布等；其他变量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线性时间趋势和随机误差。
为了估计方程1，还需要进行两次差分，其中ΔYi为1995-2005年平均值的差分。
四、实证结果
在基础回归模型上，本文还考虑了其他识别问题，包括内生性、异质性、自相关以及联立性问题。下表为回归结果。
Table 6的汉森检验和豪斯曼检验表明大多数税种使用OLS和2SLS都可以得到一致估计，因此不难发现IMC提高了累计税税率。市际合作的高税率并不代表规模经济的丧失，可能是由于供给高质量的公共产品、EIMC经营成本的上升等原因造成。1994-2005年税率上升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于与EIMC，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累积税少于35%的增长是IMC引起的。
Table 8表明EIMC成员资格显著降低了所有市级税的税率。由于豪斯曼检验表明处理变量内生，因此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更可靠。虽然IMC不足以防止累积税率的增加，但它导致了市级税率的下降，尤其是在市级城市人口较少的情况下。
Table 10和table 11为城市间税率差异驱动力的实证结果，被解释变量CV为税率的变异系数，结果表明IMC增大了市级税率的差异性，各城市之间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异质性是城市间合作影响不同程度的关键驱动力。
最后，本文还进行了三种稳健性检验。首先，在模型中引入了空间滞后项，以处理空间自相关和序列自相关问题；第二，使用其他控制组进行了敏感性检验；最后，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五、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IMC并不符合政治家期望，既不能因规模经济降低累积税率，也不能通过更大财政团结降低组织间税率差异。本文发现IMC导致累积的提高，尤其在是共享税基的城市，然而这只能解释少于35%的税率上升。当公共服务范围和质量提高的时候，就更不能批判IMC了。本文的研究还发现政府能力的转移减少了市级税率，尤其是在小城市，因此进一步扩大了城市间税率差异。各城市之间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异质性是城市间合作影响不同程度的关键驱动力。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学2017级博士生 张伟静
核稿：周玉龙 编辑：刘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