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Koster H , Cheng F , Gerritse M , et al. Place-Based Policies, Firm Productivity and Displacement Effects: Evidence from Shenzhen, China[J].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016.

摘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选定的地区，以刺激当地的增长和企业的生产力。我们研究了中国深圳科技园的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要素使用的影响。我们的识别策略为，利用公司层面数据中的空间和时间差异，解决了以下问题：（a）科学园区选址不是随机的;（b）高生产率公司自愿进入科学园区。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园区政策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了大约15-25％。该政策还会增加当地工资，并导致与工作岗位流失相关的扭曲。

1.引言

以往研究对地方的政策的有效性和福利成本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发现，政策的积极效应被邻近地区的大量流失效应所抵消。但是，这些研究基本都是考察发达国家在贫困地区开展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实施基于地方的政策时，福利效应可能有所不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和许多其他转型经济体广泛采用以地区的政策和经济特区政策来促进发展，但几乎没有人对其进行研究。

本文研究了深圳大量地方投资的影响。在中国，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出口。在这方面，科技园区是经常被使用的工具。政策制定者期望科技园区内的企业与外国投资者开展合作，并通过企业之间的近距离进行紧密互动。换句话说，基于地方的科技园投资旨在促进科技园区内的集聚经济和创新。

我们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将深圳科技园区视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点，补充了转型国家基于地点的政策的有效性的文献。为了解释估计结果，我们还开发了一个科学园区政策影响的理论框架。第二，通过技术手段来识别科技园区政策的“因果关系”。一是利用空间差分来控制未观测到的位置禀赋，这种方法意味着将园区内的企业与非常靠近科技园的公司进行比较——这些地区在地理和功能特征上非常相似。二是利用数据的面板性质，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来解决高生产率公司的自选择问题。因此，我们通过比较位于科技园的企业和科技园外部的企业在科技园开业前后的生产率差异来考察科技园的影响。我们对结果进行了广泛的敏感性分析。

这种方法的一个潜在的担忧是，如果科技园区建设引起了当地经济活动的替代，科技园区的效果可能会被夸大。为了解决这种可能性，我们使用了另一种识别策略作为稳健性检查，这种识别策略是基于对当地工业园区发展为科技园区的观察，将其作为一个可行的控制组。

2.数据

我们使用了深圳制造业大约10000家公司10年的数据来考察科技园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这些数据涵盖了不同的科技园。对于每个公司，我们都有关于产量、劳动力规模、资本存量、工资、企业位置和企业特征的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3.计量模型

假设企业生产率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1）

为特定位置的技术水平，为要素投入，为不可观测的企业异质性。假设，为行业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独立且同分布的误差项。假设技术仅取决于企业在科学园区中邻居的份额（依据：溢出效应），则。

方程（1）不太可能识别科技园区的因果效应，因为（a）科学园区的位置不是空间随机分布的;（b）存在更有生产率的企业进入科技园区的自选择行为。例如，园区位置的选择可能是基于高科技产业的现有空间分布。我们通过使用空间差分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估计加权回归，其中权重由下式给出：

（2）

这意味着当一个位置超过距离科学园区边界的阈值距离km时权重为零,。我们包括一组边界“固定效应”，它们被计算为时期最接近边界b的邻居的份额，否则为零。我们还控制了可观测的邻居变量。

因此，计量模型可表示为：

（3）

其中为企业固定效应。

4.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地区为基础的激励措施对深圳科技园企业的生产率有重大影响，大约使企业产出增加15%-25%，使工资增加10%-15%。但是，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扭曲效应。科学园区的劳动力规模增加表明存在就业转移效应。我们估计劳动力的位置转移造成的效率损失是相当大的（约占生产率收益的10%-40%）；资本转移带来的福利损失要小的多。

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确定发展中国家基于地方的政策的有效性非常重要。正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科技园区的福利和生产率效应可能非常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在其他地方得到明确的推广，其有效性可能强烈依赖于当地的环境。对科技园区持续投资的政策努力及其效率影响可能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我们的研究表明，科技园区政策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因此，基于地区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指定地区的发展，同时阻碍临近地区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方案是失败的，因为政策对的空间影响可以通过再分配来调整。虽然在西方背景下的研究普遍证实了转移效应的发生，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新兴经济体中，这种转移效应的成本可能要高得多。特别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工人对政策的反应很剧烈时，会导致巨大的政策扭曲成本。（姚彦青，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