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Qiu L , Zhao D . Urban Inclusive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9.

摘要：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历快速经济增长之际，收入不平等问题正在加剧。本文认为，城市包容性是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户籍制度限制公共服务只能面向户籍工人。城市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是通过考察户口限制如何影响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对公共服务和城市包容性的偏好如何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发生变化而发现的。根据2005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技术工人更关心公共服务和城市包容性，所以在高端城市，技术工人相对稀缺，从而享受更高的技能溢价，从而导致高端城市收入不平等加剧。

1.引言

伴随着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流向城市，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2.5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三倍。

农民工面临的第一个制度障碍是户籍制度。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可以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农名工会受到福利政策的歧视。不同城市的户口政策各不相同，一些城市更具包容性，以较低的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户口，而其他城市具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研究认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城市包容性有着不同的偏好。技术工人通常有更强烈的愿望获得户口以获得当地公共服务，因此他们将更有可能搬迁到包容性更强的城市。相反，非技术工人通常不希望在一个城市获得户口，所以他们对城市包容性并没有强烈的偏好。高端城市技术工人的相对稀缺会推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从而扩大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2005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我们观察到收入差距随着城市排他性的增加而增加，排他性是指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为了检验所提出的机制，我们亦分别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建构了舒适度指标，考察他们对公共服务组合的偏好。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在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城市，熟练工人更愿意为当地的便利设施付费，因为他们能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然而，非技术工人对城市包容性并不敏感。

这些发现对政策制定者很重要。首先，这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障碍，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可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其次，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2.城市包容性的测度

本文用非本市户籍人口与本市观测总人数之比(记为HUKOU1)和非本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总数之比记为（HUKOU2）来测度城市包容性（表1）。

城市包容性主要来源于中国的户口制度，因为它阻止了没有户口的人在城市中享受公共服务。用当前城市中没有户口的人数与城市中观察到的总人数之比(记为HUKOU1)来衡量城市包容性是很简单的。该市很大一部分没有户口的工人意味着该市对户口发放有更严格的规定。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没有户口的工人比例可能与其他经济因素有关。例如，发达城市通常有更多的农民工，而且可能有更大比例的农民工没有户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能将HUKOU1完全解读为城市的包容性。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用当前城市中没有户籍的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包容性，将其表示为HUKOU2。如果相对较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在该市落户，意味着该市对当地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设置了更多限制，从而降低了包容性。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户口的农民工比例是内生的，它并不总是反映地方政府对户口的限制。我们假设每个城市的农民工按照他们的能力进行相同的分配，无户口农民工比例反映了每个城市获得户口的最低能力要求，这一比例可以代表户口政策的严格程度。然而，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分布是不同的，发达城市可能会吸引更高质量的农民工。这一指标可能低估了发达城市的户籍限制，高估了不发达城市的户籍限制。

更好的办法是基于户口限制本身。有几项研究对各城市户籍制度的严格程度进行了排序，并根据获得户口的难易程度计算出了户口限制指标。Sun(2017)和Wu et al.(2010)给出了本文中18个城市的城市包容性测度，与我们的城市包容性指标与户籍限制指标非常相似。说明我们的指标与区域户籍政策的严格性是一致的。

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的劳动人群，剔除了收入水平为零的人，并只包括样本观测值在200以上的城市。因此，我们的分析使用了222个城市。

3.城市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由受过教育的工人和未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平均收入之差直接衡量的。受过教育的工人被定义为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的人，这与Glaeser(1994)和Berry and Glaeser(2005)的定义是一致的。为了排除工人的异质性，我们对每个城市的工资进行如下回归:

其中wage_ij是j城市i工人的月收入；edu_ij是是否有大学或以上学位的虚拟变量；Xij是测度个体异质性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平方、年龄广场、健康状况、9户口状况、用人单位特点。我们对每个城市进行上述回归，edu_ij的系数α_1j反应了城市j教育的工资溢价。它被用来衡量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样本中各城市的均值为0.36，标准差为0.16。这意味着在中国城市，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比非熟练工人高出36%。

图2显示了城市包容性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在面板(a)和(b)中，我们分别使用HUKOU1和HUKOU2作为衡量城市包容性的指标。总体而言，城市包容性与收入差距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包容性的恶化而扩大。

图2 城市包容性和收入不平等。

城市包容性与工资差距的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分别用HUKOU1和HUKOU2来衡量城市包容性。结果表明，随着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严格限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控制了流动工人比例后，户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显著（列（3）和列（4））。

表3  OLS估计结果

.影响机制：公共服务提供和城市包容性

为什么城市包容性会影响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部分分析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城市包容性的不同偏好。我们认为，城市包容性对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直接影响，技术工人更关心公共服务可及性，因此技术工人更有可能在包容性更强的城市工作，而非技术工人对城市包容性的关注较少。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检验了城市包容性对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舒适度的影响。

表4列(2)和(3)中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包容性城市中，技术工人支付当地公共服务的意愿较高。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包容性可以吸引拥有稳定公共服务供给的熟练工人。表5显示了评估公共服务和城市包容性对非熟练工人市容的影响的结果。类似地，表5中的第(1)列显示了基线回归。结果与表4第(1)列相似，只是系数的大小略有不同。但是，当回归分析中加入相互作用的项时，其系数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非技术工人对城市包容性并不敏感。

上所述，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可以提高熟练工人的舒适程度(支付意愿)，而非熟练工人对城市包容性并不敏感。在空间均衡框架下，包容性较低的城市中熟练工人的稀缺供应将提高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并放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

5.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为户籍制度排除了农民工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我们的研究表明，技术工人对进入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有着强烈的偏好，并且倾向于获得当地户口。如果他们工作的城市对户口奖励有更高的要求，这将主要减少他们的便利性。城市包容性改变了中国城市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分布，导致城市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可以消除这一障碍，优化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姚彦青,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