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Patrick A. Testa.,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Tradeoffs to public education provision in nondemocrac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0(2018) pp.66-81.

摘要:投资公共教育时，非民主政体通常会面临权衡难题。教育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扩展税基。但是也会增强政治成熟度和参与度，损伤非民主政体。为了放松这种权衡，国家可以通过教育系统进行宣传。本文的研究表明，即使贝叶斯公民也会受到影响。通过阻止政治反对，宣传可以诱使非民主政体在本不该投资教育的情况下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当宣传力度很大，可能会产生不良冲击。使用跨国调查数据，作者发现证据支持预测。

一、引言

为什么非民主政体要投资与公共教育？这样做会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凝聚力，支持经济发展，扩展税基吗？然而这样也会同样提高政治发展，提高政治成熟度和参与度。确实，预料到这一点，教育历史上一直属于某个团体。美国很多州在内战之前禁止对奴隶进行教育，非洲和东亚的殖民力量采用相似措施反对原住民，即使这样两种情况下经济精英都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益。这样看来，很多现代非民主政体投资教育令人疑惑。无论如何，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民主政体使用公共教育来塑造公共导向并控制公民社会。早期的欧洲和北美的必修教育系统设计原因是，在民族建立统一历史上分离群体的民族认同。同样，20世纪集权国家经常使用共同学校来提高服从专制和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

本文整理了两种观点，视其为公共教育的不同维度，这样产生了很多非民主政体进行公共教育投资原因的新视角。尤其，本文探索了通过控制教育内容的公共教育提供下，规则如何改变激励。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作者从社会科学的大量文献中进行搜集整理，其中政治参与作为早期生活就已经习得或者习惯的东西。这种观点下，公共教育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政治参与度，促进参与政治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然而，这种效应随教育风格和内容而不同。

二、模型

模型中有两名玩家，统治者和公民。统治者类型为θ∈｛0，1｝，其中θ=1表示仁慈统治者，选择政策最大化社会福利，θ=0表示掠夺性统治者最大化个人租金。统治者类型只有自己知道。选择类型之后，统治者首先决定是否对公共资本进行投资，如果他投资了，公民然后决定是否在公共学校注册，e∈｛0，1｝。如果注册，他将获得人力资本，公共教育提供也会产生政治结果。政治参与表示拥有挑战的能力，公民通过挑战有可能获得收益。简单来说，博弈行动和事件的时间安排如下图所示。

图1  行动和事件的时间安排

本文的模型产生了三个主要见解。第一，增加从低到中的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可能足以诱导一个掠夺成性的统治者对公共教育的投资。然而，这仅当通过有偏教育政策才可行，公共教育的提供是宣传下有偏的教育均衡。第二，随着公民变得更有生产力，维持公共教育需要越来越多较弱的宣传技术。反过来，人们应该看到从有偏转向更加中性的教育内容。最后，在足够高的生产力环境中，公众教育的提供总是与激励相容的，即使是最佳的事先的宣传技术接近一项完全薄弱的技术。此外，在没有宣传、教育总是有利于政治发展，诱导最佳的政治参与，进而降低税收。

三、实证证据

许多研究都证明了教育和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多学者已经帮助说明，至少部分说明了人力或社会资本与政治发展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文介绍了与本次讨论相关的一些额外证据，测试模型的两个主要关系，一种是掠夺性的统治者在公共教育投资之后使用宣传的动机。另一个是公民倾向于在接受教育之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假定接触了宣传。

实证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教育提供和宣传。为了研究公众教育和宣传之间的联系，作者使用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WDI)指数，范围从1997年到2014年跨越136个国家。因为模型中使用较少宣传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出政治发展，未把样本限制在非民主的范围内。被解释变量为宣传，新闻限制和媒体审查作为宣传的代理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教育、政策等（回归结果见table1）。第二，教育、宣传和政治参与。为例研究通过宣传后受教育后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变化，作者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范围从1994年到1996年，横跨70个国家。和以前一样，不限制基于政治的样本。将调查对象与某一基本年龄对应的FH得分进行匹配，来代理青少年后期的宣传。FH从1993年开始公布数字分数，样本中的个人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Table2和table3展示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消极参与政治不同两种情况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非民主政权在公共投资时面临权衡教育。一方面，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促进政治参与和新的公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提升了未来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因此，公共教育背后的经济激励可能不足以吸引投资。本文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统治者可以通过教育系统传播宣传来放松这种权衡。通过投资于教育对非民主政权更有吸引力，然而，宣传也能让公民过得更好。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不自由的国家推行西方教育并不是好主意。如果成功，这些努力可能会降低教育投资水平，减缓发展。相反，如果教育确实如此促进发展，这种转变最终还会发生。 （张伟静，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