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Michiel Gerritse, Andrés Rodríguez-Pose. Does federal contracting spur development? Federal contracts, income, output, and jobs in US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7 (2018) 121–135.
摘要：公司和政府都经常寻求联邦政府的合同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政府合同对就业和产出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本文使用2005-2014年美国联邦合同的地理参考数据，区分接收方的地点和活动的地点，以评估联邦合同在美国大都市地区的就业和产出影响。我们使用偏离份额工具和精确的特定地点固定效应来评估支出的因果影响。获得更多合同支出的城市，产出出现扩张——每1美元合同支出产生1.4美元产出——但就业仅出现小幅增长。这种影响在地理上也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联邦合同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不大，这意味着吸引联邦合同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
1.研究背景
在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的合同总额为409,229,751,215美元，这些合同均高于3,000美元的门槛。这些合同为经济运作和社会运作所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它们被授予美国各地的公司，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生产。总统经济顾问将联邦政府的收缩视为一种发展工具:预期每1美元的政府支出对应1.6美元的产出乘数。然而，不仅仅是公司追求政府合同。由于联邦合同有望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增长，地方决策者也在积极争取这些合同。作为一种常态，美国参议员经常利用自己的网站宣传自己在为本州争取联邦资金方面取得的成功。然而，这些合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是一个谜。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联邦合同对城市和州的发展的影响，尽管支付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引起多少变化。其次，通过拨款、补贴和合同，研究联邦干预的地理影响结果很不一致。
本文深入研究了2005年至2014年美国城市地区联邦合同的经济影响。利用合同层面的数据来估计联邦合同支出对城市就业和GDP的影响。本文还对地点进行了区分，一方面是受益于合同的公司位于何处(接收方地点)，另一方面与合同相关的活动发生在何处(活动的地点)。分析结果显示，联邦合同是美国城市增长不可忽视的驱动力。1美元的联邦合同支出可以创造接近1.4美元的额外GDP。城市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受益于人均联邦合同支出的增加。然而，就业的影响比相关研究显示的要低。产出的变化往往不是在执行合同的城市实现的，而是在接受合同的公司设立的城市实现的。相比之下，在签订合同的城市，就业人数出现了较为平稳的增长。
2.模型构建
（1）数据：
为了分析公共支出对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收集了一个数据集，其中包含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每一个超过3000美元的联邦合同信息。所有超过3000美元的联邦合同的信息来源于2006年由美国财政部发布的《联邦资金问责和透明法案》。合同的金额、地点和货物种类各不相同。联邦合同在联邦总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分析期间，支出近4.82万亿美元。仅2014年一年，联邦政府就向3000美元以上的合同拨款446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花费1375美元，仅次于赠款(6030亿美元)和其他财政援助(1.7万亿美元)，是第三大最重要的联邦支出类别。
为了将合同数据与分析中使用的其他变量进行匹配，合同信息在美国大都市和小城市统计区域级别由NAICS 1位编码行业进行汇总。本文根据位置代码或属于每个基于核心的统计区域(CBSA)的5位邮政编码组合合同。合同通常包括履约地点的信息——合同工作的执行地点——以及合同接收方的地点。这些地点经常重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生产地点与订约公司的所在地不同。CBSA的GDP数据并没有覆盖合同数据集中的所有城市地区。匹配这两个数据集的结果是覆盖最多373个城市。就业和工资数据可以在更小的地理范围内获得，这意味着基于工资和就业的回归中最多包含655个城市。2014年，全承包城市样本覆盖了约2.85亿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9%)。如果只看城市层面的GDP数据，覆盖的人口减少到2.56亿(约占总人口的80%)。在联邦合同中存在明显的城市偏见，这反映了企业在城市的集中。在分析中，联邦合同数据与美国48个大陆州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其他城市数据相结合。其他数据包括城市人口(美国人口普查局)；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经济分析局)；工资和就业(美国社区调查)。
（2）模型方法：
为了使分析与以前的研究——尤其是与财政乘数的研究——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美国各城市联邦合同支出的变化来解释GDP和就业。仅仅是产出和联邦合同支出之间的统计联系并不一定能揭示联邦合同的经济影响。合同在城市间的分配很可能不是随机的，城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合同支出的地域分配。政治动机是影响联邦契约分配的重要因素。同样，未观察到的变量也可能发挥作用:如果一家大公司破产，它的倒闭会减少它所在城市的生产，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城市获得合同的机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利用地方合同支出的转移分担工具；二是通过城市和州年度固定效应来控制每个城市的初始情况和未观察到的冲击。
本文使用一个标准的乘数方程(Nakamura和Steinsson,2014)来估计城市年水平上支出对一些经济结果的影响。方程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下标c、s和t分别表示区域、州和年份。本文利用该回归的加权(工具)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个方程。
为了提供一个因果解释，本文使用了偏离份额工具变量方法。这种方法通过预测不同行业的国家合同增长率，对这些行业的合同在各个城市的初始分配情况，来捕捉各个城市总开支的异质性。因此，转移份额工具利用了国家支出决定的地方影响，以排除可能影响联邦合同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或就业(如个别公司的损失)的特定城市冲击。本文的分析包括两组不同的固定效应。首先是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城市的地点或其他形式的空间异质性。第二组是州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位于同一州的城市之间未观察到的冲击。样本中有300-500个城市(取决于回归中包含哪些变量)，使用州固定效应比使用国家固定效应更有效地排除了来自任何特定城市的政治方面的内生性。
偏离份额工具的结构如下：首先预测一个城市某一特定行业的支出，用于预测该行业的国家承包变化对该城市初始支出分配的影响。使用1位NAICS编码的行业作为类别。G为支出金额；i指的是大都市或小城市地区;美国是指全国总和；c指行业；t指年份。预计支出:
一术语包含了一个区域在2005年被授予产业i的合同金额以及该行业的全国承包增长率。
3.结论
本文的OLS回归结果表明，美国某一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授予该城市(接收地)的公司的每一美元多出1.7美元，比支出的每一美元(活动地)多出1.8美元。为了排除反向因果关系，本文总结了使用偏离份额的工具变量回归以及固定效应结构的变化。由于该工具消除了联邦政府合同目标的作用，较高的系数与优先向较贫穷城市的公司授予合同这一事实相一致。一个针对内生性的异方差-稳健Wu-Hausman检验表明，本文的支出度量不能被认为是外源性的。固定效应对点估计结果也有显著影响。州固定效应增加了系数估计，这可以用反周期联邦支出政策的实施来解释。城市水平固定效应则相反，降低了系数。
就业机会的增加被认为是当地决策者为他们的城市争取联邦合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采用了与前面相同的框架来探究联邦合同对美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在分析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时，估计系数包括城市和州一级的固定影响以及人均支出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联邦合同与受援企业所在地以及活动发生地的就业机会相关。但是，与对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影响相比，活动地点对就业的影响要大于接受活动地点对就业的影响。联邦合同对经济的空间影响有多大？一个地方的合同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引起额外的需求。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结果也许会有偏差，原因有二：首先，任何估计都将低估合同支出的影响，因为没有考虑到接受合同的公司所在城市或与合同有关的活动发生的城市以外的国内总产值的增长。其次，由于分析中包含了州固定效应，任何空间效应都可能被比作不正确的基准。
总的来说，本文的结果对联邦合同作为促进经济变革的工具的潜力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分析表明，与激励和发展计划相比，联邦合同根本不是为了推动发展而授予的。它们不是作为促进经济进步和活力的工具而设计的。城市政府可以通过签订联邦合同来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或提供选票，但考虑到本文的结果，尤其是在就业影响方面，当将联邦合同的影响与成本进行对比时，依赖联邦合同似乎是一种不可取的经济发展政策。
（李焕杰，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