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Li H , Zhou L A .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Disciplinary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743-1762.

摘要：本文提供了中国改革后人事控制的激励作用的实证检验。根据1979到1995年中国高层省级官员的晋升数据，本文发现省级官员晋升的可能性与经济绩效正相关，且结果对于不同敏感性检验稳健。本文也发现省级官员对于任期内的平均表现更敏感，而非每年的表现。本文认为这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使用人事控制以避免非理想的经济结果。对于政府官员政治激励对于地方经济影响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增加了一些基本经验。

一、引言

自1970年代后期，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当地政府官员在修建基础设施、鼓励当地企业和吸引外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明显不同于其他转型经济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寻租行为。为何中国官员表现如此不同，目前已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基于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表明这种激励是财政分权和政府间财政分享合同的结果。然而，最近的一种解释强调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或者事业关注。这种观点表明，中央政府根据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的表现进行奖励或惩罚，这种激励在中国M型的经济体系下得以可能。虽然有轶事证据表明中国官员是根据地方经济绩效来评估的，但二者关系缺乏系统性实证证据。

二、实证研究

中国的政治系统由中央、省、地区、县和乡五层组成，中国共产党作为M型系统的总部，最终控制着系统内政府官员的职业流动。在中国的人事控制系统中，有几个特点对于本文研究极为重要。第一，人事控制高度集权于中央政府，经济绩效是省级官员考核的关键指标。第二，中国经济的M型结构使得每个省级官员可分可比，从而经济绩效可以和晋升挂钩。第三，政府官员在内部政治劳动力市场流动，几乎没有外部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对于晋升的期望变成建设地方经济的重要动力。

本文旨在通过探究政治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检验中国人事控制的激励作用。本文通过ordered probit model检验省级领导晋升和罢职的可能性，提出重要假设如下：省级官员晋升（罢职）的可能性随省级经济绩效而提高（降低）。

在具体做法上，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为0（罢职）、1（同职位）、2（晋升）几个类别，解释变量包括年增长率和控制变量年龄、教育、中央关系、任期、省级人均GDP的滞后变量等，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重要假设。然后，将年增长率换为平均增长率进行回归检验。

此外，本文还做出了几个敏感性检验以确保主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在估计平均增长率上使用了不同的权重矩阵。其次，检验了任期变量的非线性，和在可能造成误差的age65变量上潜在测量误差。最后，进行了一些敏感性检验以确保结果不只是1980年代早期退休政策的主要结果。

三、结论

本文分析了检验了省级官员政治晋升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绩效越高，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罢职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支持了中国中央政府使用人事控制对地方官员进行激励，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省级官员的晋升对于任期平均表现更加敏感。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好比一个大型企业，省级官员就像企业中层管理者一样行为，他们的内部职业流动和经济绩效息息相关。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系统也进行了大胆改革。尤其，1989年的财政分权使得中央和地方根据一定比例共享财政收入，财政分权激励地方官员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改革——人事管理系统的改革，也开始实施。但长久以来，相关研究忽视了其重要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提高对中国内部政治市场作用的关注，这不仅激励地方官员促进经济，也整合了中国中央-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张伟静，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