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Nicholas C, Welters R, Murphy L.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communities to cope with long-distance commuting? [J]. Regional Studies, 2018(1):1-12.

摘要：长途通勤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很常见，现有研究表明，长途通勤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多种影响。本文探讨了在某一区域的长途通勤者与当地居民幸福感之间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利用澳大利亚西部一个资源型城市的详细数据资料，本文证实了长途通勤者的数量与当地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发现社会资本很好地发挥出中介效应，根据推测，缺乏适当的Linking social capital（作者定义的三种社会资本之一）可能解释一部分这一现象。

1. 引言

长途通勤者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地区：工作日期间居住在工作地所在城市（可能仅居住在无产权的公寓或宿舍中），而休息日和节假日返回自己的家乡，居住在私有产权的房屋。对于工作地所在城市来说，长途通勤者大多不会在此买房生活，他们不像永久移民那样为了长期居住而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因此，长途通勤者难以推高当地房价，这是长途通勤者与永久移民对移入地经济影响的重要不同点。而外来的长途通勤者也可能在很多方面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与冲突，即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外来者-当地人”二元矛盾，使得长途通勤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社会信任问题。此外，长途通勤的劳动力往往会把在工作地挣到的收入带回家乡消费，则工作地无法从接纳长途通勤者的经济活动中充分受益，诸多研究也表明，长途通勤者对于工作地居民的生活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则关注社会资本在长途通勤者和工作地居民幸福感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2. 基于Kalgoorlie-Boulder的案例分析

本文中的社会资本被分为三类：一是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连接同一权力层级并且特征相似的两个主体，进而形成基于个人社交群体的网络；二是Bridging social capital，它连接同一权力层级但是特征不同的两个主体；三是Linking social capital，它连接不同权力层级（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个体。社会资本运营水平较高的社区往往也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与合作的可能性，居民的幸福感也相对较高。而长途通勤者的引入将会打破工作地原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造成影响。本文的研究地区选择为澳大利亚西部的一个资源型城市Kalgoorlie-Boulder，并对当地居民发放调查问卷，询问关于个人幸福感、社会资本和外来长途通勤者对当地影响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获取其他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在具体的研究中，获取与居民幸福感和社会资本相关的大量数据十分重要，但是较大区域层面的详细数据无法获取，因此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选取大利亚西部的资源型城市Kalgoorlie-Boulder作为研究对象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该市的支柱产业为采矿业，其中的外来长途通勤劳动力占比明显高于澳大利亚的全国平均水平；二是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信息应当有较好的统计分布情况，如果人口过少或人口特征情况较为相似则可能无法实现数据的良好分布，并且有学者认为，超过5500人的采矿城镇拥有更复杂的经济结构和更高层次的服务，这样的样本数据可能会提供较好的数据分布情况，而2011年的普查数据显示Kalgoorlie-Boulder拥有超过两万城区常住居民，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数据统计情况。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问题，从1到10表示生活满意度逐渐提高；二是衡量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与受访者潜在的和实际的社交网络相关；三是与长途通勤者和采矿行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长途通勤者来到本市的年限等相关问题；四是其他的人口统计学问题。研究团队在市区不同场所以及各类单位、政府等工作部门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最终共计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50份。

为了确定社会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如何影响长途通勤者与当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构建三个模型：一是不包括社会资本变量的主观幸福感与长途通勤者之间联系的模型，并包括了其他所有的控制变量，这一模型可称为简化模型。二是社会资本与长途通勤者之间关系的模型。三是将社会资本添加到模型一中，形成全模型。其中，主观幸福感是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而由于幸福感数据是一个序数变量，采用排序logit进行回归，并采用自举法获得标准差和置信区间。

计量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长途通勤者的大量存在对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然而，社会资本的引入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产生任何更加显著的影响，其系数变得不显著。（魏巍，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