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ndrew Clarke &Lynda Cheshire, The post-political state?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managing tensions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liveability in Brisbane, Australia[R]. Urban Studies , 2018: 3545- 3562
摘要:本文考察了政府对城市人口增长问题的应对如何影响了城市后政治治理进程。我们通过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案例研究开展考察。布里斯本本身的市场形象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宜居都市,平衡了经济增长与大城市中不存在的城市宜居性。然而,有迹象显示,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整合正在破坏布里斯班一些居民区的宜居性,市议会收到的城市滋扰和邻居投诉增加就是证明。借鉴城市后政治理论,我们分析了市议会如何将这些城市超负荷症状重新塑造成一个“技术管理”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合规部门的效率和“以客户为中心”来解决。这一策略既避开了关于增长与宜居相兼容的政治问题,又促进了城市公民的经济和交易概念,更普遍地淡化了城市政治。这个策略是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内部管理实践和与公民的关系,而不是通常与城市后政治相关的超政府治理形式。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以政府为中心的非政治化策略表明,城市后政治比此前认为的更加全面。
1.研究背景
当代城市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管理人口的快速增长上。随着经济增长,城市社区的整体生活质量降低,具体包括城市的住房、交通及公共空间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公民在城市生活的意愿降低这一重要政治问题。然而,各国政府非但没有承认与增长有关的问题是需要公众审议的政治问题,反而把它们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来看,并试图通过更好的管理来解决。用当代城市治理理论的话来说,这种趋势反映了城市管理向“后政治”方式的转变。后政治是指对城市生活的本质和方向的根本分歧被搁置的城市治理模式。向后政治的转变是有问题的,它意味着新兴国家的成长对城市政策和规划的影响不受限制。
该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进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政府对城市人口增长所带来问题如何反应,如何形成了城市的后政治状态。布里斯班将自己标榜为“新世界城市”,即一个中等规模的宜居都市,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大城市无法企及的城市宜居水平之间实现了完美平衡。然而,在布里斯班的居民区,这种所谓的平衡正受到人口高速增长(由市议会的创业政策推动)和人口日益增长(由州政府要求在指定地区巩固人口增长的命令推动)的双重影响。人口增长与宜居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主要表现在城市滋扰和邻里纠纷的增加,以及对理事会合规服务需求的增加。
2.研究方法
该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案例分析法,研究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关于如何管理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案例研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布里斯班人口增长和有关问题的政策框架。研究过程中梳理分析了布里斯班市议会编制的政策、规划和公司文件。这些文件概述了布里斯班市的远景、中期政策目标和目前的规划和行政做法。此外还介绍了昆士兰州政府的《昆士兰州东南区域计划》,这是一个规划框架,确定和限制了中央委员会和周围各委员会的规划权责,并具体规划了各地区的人口增长指标。该文通过分析这些政策文本,理清了城市滋扰和邻里抱怨日益增多的政策背景,并分析了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如何受到具有话语权的主体的影响,例如城市内的大企业和企业家。
案例研究的第二部分调查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说法如何与城市当局的合规做法相协调。该研究涉及与英国商会合作进行的人种学实地调查,主要聚焦于英国商会合规处进行的改革,该项改革旨在改善其一线合规人员对客户的关注程度。该文数据来源于22次对理事会管理、战略和“业务改进”角色的工作人员的采访。访谈的参与者是根据他们在帮助发起、发展或执行合规部门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选择的。
3.结论
该文研究了政府对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反应和处理的,强调了改变传统做法和政府关系在解决城市问题非政治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具体来说,该文展示了布里斯班市议会试图通过提高效率和在其合规部门内以客户为中心来解决城市滋扰问题的过程。尽管理事会本身承认滋扰事件的增加是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密度增加的结果,但还是采取了这种后政治的办法。
这些发现拓展了我们对强化城市后政治的各种策略和过程的理解。关于城市后政治的实证研究突出了治理策略在推动城市后政治方面的作用,包括参与式治理策略和多部门合作关系。该文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本身可能采取一种后政治形式,将城市问题简化为技术服务提供问题,并将公民重新塑造为政府的付费客户。该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治理的后政治化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为广泛。
在平衡经济增长和城市宜居性方面,政府显然面临重大挑战。该文认为,以纯粹的技术管理来应对这些挑战是不可持续的方式。该文认为,合理的方式是在布里斯班等城市展开政治辩论,倡导以提升社会公义和环境质量为中心,为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实现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奠定基础。(孙智帅,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