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lm J, Enami A. Do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low-income individuals affect interstate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Massachusetts Health Care Reform[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17, 66: 119-131.
摘要：随着2010年《病人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ACA）的通过，许多州——但并非所有州——决定根据新法的规定扩大医疗补助计划。低收入个人是否会为了居住在医疗补贴更好的州而迁居吗?本文通过对2006年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MHCR）后马萨诸塞州低收入人群的人口增长率的调查来解决这个问题。与ACA一样，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MHCR）也扩大了医疗补助计划，并为低收入个人提供医疗保险补贴。本文运用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纳税申报单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和三重查分（DDD）模型研究了低收入补贴对移民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改革虽然没有对马萨诸塞州所有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流动产生全局性影响，但是对边境城市的人群流动产生了局部(或边界)影响，这种影响对于非常靠近边境的城市来说比较大，但一旦距离边境超过15英里，这种影响就会迅速消失。
1.背景介绍
政府税收和补贴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个体的区域间流动行为。依据“福利磁力”理论，各个州的不同福利政策和公共援助项目可能会激励个体在州际间流动，以便从个体转移中获取更大的收益，但是这种迁移只局限于国家内部（或州际之间），不适用于国际间的个体迁移，因为存在高额的转移成本。然而，政府福利计划激励的个人迁移通常又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迁移会给东道国地区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而且世界上可能会导致个体迁移的“逐底竞争”。为此，本文以2006年马萨诸塞州的医疗改革为研究重点，分析低收入人群的免费或补贴的医疗保险，是否吸引了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向马萨诸塞州流动。
2.研究方法
个体迁移行为可以用简单的成本效应模型分析。个体若从A地迁移到B地，则有个体在B地生活的效用要超过在A地生活的效用和由于个体迁移产生的负效用之和，包括居住在某一地点的任何货币或非货币价值，以及迁移的所有成本。本文适用美国国税局的个人所得税数据，其中收入人群是按行政编码划分，数据阶段为2004-2007年，排除2007-2009年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为识别城镇边界，本文将地理分析和自由裁量相结合，将邮政编码数据聚合到城市一级，使用2010年邮编地图、康涅狄格州数据中心和马萨诸塞州地理信息系统的分区地图，识别出城镇边界内的邮编，由于邮政编码的边界通常并不完全位于城镇地图内，因此利用该邮政编码中心点将编码分配给城镇，即如果邮政编码的中心位于城镇边界内，则假定该邮政编码属于城镇。
（1）全局分析
本文采用DID方法，分析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州的低收入群体的人口增长率变动，进而研究医疗改革后，马萨诸塞州的低收入群体是否有任何额外的人口增长。
其中，c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pop growth rate是低收入人群的人口增长，After reform是医疗改革后一年的指标（本文为2007年），MA表示城市是否位于马萨诸塞州（相对于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州），Treatment GDID表示After reform和MA的交互项（G是指全局分析），X是控制向量（包括城市的失业率、城市犯罪率、人均公共支出、行业平均工资等），City是城市固定效应，ε表示白噪声误差项。由于邻近州可能收到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影响，他们的低收入人口在医疗改革后会向马萨诸塞州迁移，所以使得估计效果无效。为此，本文进一步引入高收入人群的增长率作为第三维度，采用DDD方法消除医疗改革中不可控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下标g是特定的低收入群体，Low income是低收入（虚拟变量，用来识别是否属于低于10000美金的年收入的群体），Treatment D3D是After reform、Low income、MA的三重交互项，其他变量解释与前文一致。
（2）边界分析
边界分析模型还是采用DID和DDD方法，但关注的对象是马萨诸塞州边境城镇的低收入人口增长率。DID模型将马萨诸塞州边境城的低收入人口增长率与非边境城市的低收入人口的增长率作比较。本文对“边境城市”进行如下定义，如果一个城市的地图中心点在马萨诸塞州与其他州边界的25英里以内则被认定是边境城市。本文使用5英里增量对边境城市进行分类，因此，本文使用各种虚拟比那辆识别距离边境0-5英里、5-10英里、10-15英里、20-25英里范围内的城市。假设马萨诸塞州边境和非边境城市的纳税申报单的额外提交量相同。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Border city5、Border city10、Border city15、Border city20、Border city25是指标性变量，用于表示距州边界0-5英里、5-10英里、10-15英里、20-25英里范围内的边境城市，Treatment BDID5~ Treatment BDID25指After reform分别与Border city5~ Border city25的交互项。请注意，这些回归只使用来自马萨诸塞州城市的数据。因此，任何估计的影响都有潜在的负面偏见，因为非边境城市也可能受到这一改革的影响。
与全局分析类似，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边界分析中也使用了三重差分模型，重点关注马萨诸塞州的城市，并使用高收入人群作为对照组。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Border city是一个虚拟变量的向量，包括变量Border city5~Border city25，Treatment B3D5~ Treatment B3D25是After reform、Low income与Border city的交互项。在进行DDD的边界分析时，本文用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州的城市作为第三维变量。
3.研究结论
本文适用两种方法检验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MHCR）对马萨诸塞州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一种方法是全局分析，一种是边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全局分析结果，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下，无论是使用DID模型还是DDD模型，马萨诸塞州的医疗改革对低收入人群的增长率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边界分析结果，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下，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距离边界0-5英里和5-10英里范围内的城市，医疗改革分别带来了18.7%和10.72%的人口增长，在统计上显著，对于距边界距离10英里以外的城市来说，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使用三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上述模型估计基本相同，具体来说，在95%的置信水平下，居住在马萨诸塞州边界0-5英里以内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在改革后经历了18.47-24.97%的人口增长，在距离边界15英里以外的城市，并没有观测到明显的改革效果。（商圆月，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