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Marius Brülhart, Céline Carrèreb, Frédéric Robert-Nicoud. Trade and towns: Heterogeneous adjustment to a border shock[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5 (2018) 162–175.

摘要：本文研究了不同规模城镇贸易开放程度的变化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以奥地利地区的数据和铁幕的消失为准实验背景。具体地，本文利用了从1976年到2002年的2047个城镇数据和三重差分的实证分析方法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一国不同规模城镇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扩大贸易开放程度以改善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可以促进边境地区的就业和名义工资，但与小城镇相比，大城市的工资反应往往更大，就业反应往往更小。这种调整模式与劳动力供给弹性随城镇规模变化的多区域模型相一致。

1.研究背景

1990年铁幕的消失，对奥地利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完全外源性的贸易冲击。本文将东部边境地区定义为“处理组”，奥地利其他地区定义为“控制组”。因此，三种差异分别是：(i) 1990年以前与1990年以后，(ii)边境与内陆城镇，(iii)大型与小型边境城镇。进入外国市场可以提高要素数量和价格，一个典型的事实是1990年以后，处理组的工资和就业平均增长比控制组更高。本文还发现这些反应在城镇的大小分布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较大城镇的特征是名义工资反应较大，就业反应较小。

这些发现与国家内部贸易调整的多区域模型的预测一致。在本文的模型中，城镇在贸易开放以及固定和流动因素的相对禀赋方面具有异质性。国家内部的调整是通过劳动力迁移进行的：工人迁移是为了寻找最高的实际工资。基于此，本文建立了结构型三重差分实证模型进行分析，并预测贸易自由化将在较大城镇引发更大的工资增长和较小的就业增长。

2.模型构建

（1）数据：本文的关键变量是市级就业和从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ASSD)计算的工资。ASSD报告了奥地利工人的个人劳动力市场历史，包括工资。这些记录可以与企业相匹配，通过每三个月观察一次工资和就业情况，在每个季度的中点进行测量，得出了从1976年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108个测量值。本文所研究的“城镇”要么是一个(大部分是小的)直辖市，要么是由统计处界定为一个综合城市地区的一组直辖市。最终本文的数据集包含2047个城镇。

（2）模型方法：

本文利用准实验进行以下三重差分估计:

其中为j镇和t期的名义工资;表示就业;表示城镇平均就业水平的平均差异;是边界区域虚拟变量;是从1990年起的季度虚拟变量;和分别是城镇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误差项。Δ表示年度百分比变化。城镇固定效应控制了线性趋势中任何无法解释的差异，而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了全国范围内工资和就业增长暂时冲击的时间，还包括铁幕的消失对整个奥地利中等工资和就业增长的共同影响。

3.结论

本文利用奥地利地区提供的准实验环境，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规模城镇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1990年铁幕的倒塌对奥地利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完全外生的贸易冲击。奥地利东部城镇比内陆城镇更容易受到冲击，本文将东部边境地区定义为处理组，奥地利其余地区定义为对照组。发现较大城镇的名义工资反应较大，但就业反应较小。这种调整模式与多区域模式相一致，多区域模式是通过异质城镇之间的内部劳动力迁移来应对对外贸易自由化。该模型表明，小城镇的地方劳动力供给时间表比大城镇更具弹性，因此预测贸易自由化将在大城镇引发更强的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小城镇比大城镇具有更强的就业效应和更弱的工资效应。交互交互项系数(Fall×Border)是正的，说明与内陆城镇相比，在铁幕消失后，靠近奥地利东部边境的城镇在就业和工资方面都出现了更强劲的增长。然而，这种影响在边境城镇之间并不均衡。较大的城镇似乎主要通过增加工资对对外贸易开放作出反应，而较小的城镇则主要通过增加就业作出反应。另外本文分析了1990-2002年整个处理期间的平均效果。发现1990年以前的情况非常相似，但后来大城市工资和小城镇就业增长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这进一步表明，本文选择的处理期已经足够长：到2002年，边境城镇的就业和工资不再不成比例地增长。最后，本文观察到工资效应在1995-1998年期间最强，而小城镇的就业增长在1997-2001年期间达到顶峰。因此，工资效应比就业效应早两年左右。

本文的模型的积极预测被奥地利城镇的经验所证实。同样的模式意味着城镇的绝对就业变化与其现有居民的福利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的估计数字显示，市镇规模与贸易引致的就业水平增加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人口约15万的市镇就业人数最多。这表明中等城市的居民获得了大部分来自于给定的跨境贸易开放。（李焕杰，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