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Daron Acemoglu, Ufuk Akcigit, Harun Alp, Nicholas Bloom , William Kerr.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11): 3450-3491.
摘要：我们构建了一个企业层面的创新、生产率增长和再分配模型，其中，再分配过程是以企业内生进入和退出为特征。一个新兴的、核心经济推动力是对以创新能力划分的高类型、低类型企业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利用美国微观统计数据（企业产出、R&D和专利申请数）估计模型中的参数。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企业进入和退出、产出和研发的动态关系。对持续运行的企业征税会提高1.4%的福利水平，是因为征税会推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进而释放熟练劳动力，增加高创新型企业的研发人才供给。对企业进行R&D补贴，无法达到这一效果，是因为R&D补贴鼓励了低创新型企业的生存和扩张。
1.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25年里，补贴政策被认为是鼓励企业投资、提高生产率、保护就业率的有效手段，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中。然而，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和创新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创新、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模型，发现了不同的经济结论。研究发现在R&D资本投资不足的情况下，R&D补贴不仅没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反而延缓了熟练技术工人在高创新型和低创新型企业之间的再分配过程，阻碍了现存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的创新，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
2.模型和数据
（1）模型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假设，并推导出一般均衡状态：
①假设经济是封闭的，消费者服从CRRA偏好，研发和生产成本都是劳动的函数，产品产出等于产品消费。②假定劳动市场是出清状态，劳动力包含熟练技术工人和非熟练技术工人，其中，熟练技术工人（LS）包括研发技术人员（LRD）和管理人员（LF），雇佣人数为Φ，非熟练技术工人负责产品生产，设定供给为1。③假设产品生产线j由技术领先公司垄断，该技术领先公司既可以占有多条产品线，也可以同时生产多种中间产品。由于分配依赖于生产率（q），而生产率与非熟练工人工资（wu）有关，所以定义相对生产率。④假设企业类型θ分为高类型和低类型两种，概率分别为α和1-α，企业收到两种冲击：一是外源性破坏性冲击，概率为φ，一旦企业受到这种冲击，企业价值锐减为0，并退出市场，二是创造性冲击，概率为τ，即产品生产线被其他公司取代。⑤定义创新强度x为产品线数量n、企业类型θ和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雇佣人数h的函数。
基于以上函数假设，求解出稳态水平与产出、价格、雇佣生产工人人数、相对生产率、企业创新强度、雇佣研发工人人数、占有产品线数量、工人工资等有关。
（2）数据
本文以1987-1997年间运营的创新型公司为样本，运用数据包括就业人数、产出、R&D和专利申请数，数据来源于纵向商业数据库（LBD）、制造商普查（CM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业研发调查（RAD）和NBER专利数据库（PAT），其中，纵向商业数据库（LBD）包含了从1976年起美国每家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制造商普查（CMF）每五年进行一次，包含了工商和公司运营的详细数据（如产出），工业研发调查（RAD）包含了公营和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在美国进行的超过100万美元的研发统计数据，NBER专利数据库（PAT）包含1975年1月至2009年5月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授予的所有专利的个人记录。本文进行如下的数据处理：①RAD调查通过人口调查局的标识符与LBD和CMF的运营数据相关联，同时，为补充RAD功能，将专利数据与人口调查局数据相匹配，并通过公司名称和公司位置将专利数据与LBD数据库相匹配；②CMF考察年份为1987年、1992年和1997年，本文围绕CMF考察结点的5年窗口制定创新措施，如CMF-1987年的考察阶段为1985-1989年；③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持续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公司即在美国申请专利或者进行创新研发的公司，“连续”则是指企业必须在CMF的5年考察期内进行研发创新或者申请专利。
3.研究结论
本文建立了企业创新和成长的微观模型，检验了创新、生产力增长和再分配的关系。该模型利用就业、产出、研发和专利的详细微观数据，采用模拟矩估计（SMM）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模型很好地拟合微观数据中18个研发的关键时刻和非目标时刻，与文献中的微观估算相吻合。本文使用该模型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对长期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经常采用的R&D研发补贴、运营成本补贴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准入补贴政策对经济推动和社会福利改善亦无效。②仅限于影响研发、企业进入和退出决策的社会规划者可以将经济增长从2.26%提高到2.94%，并将福利提高4.46%，是因为社会规划者迫使低类型的企业以较高的速度退出市场，减少该类型公司的研发，增加高类型企业的研发，进而刺激熟练工人和研发资本在高类型、低类型之间的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提升经济体的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③虽然研发投资严重不足，但是，最佳政策是不补贴研发类活动，因为研发补贴增加了低类型和高类型企业的研发投资，相反，最佳政策（如对所有公司征税）应该是从低类型公司的业务中释放资源，供高类型公司用于研发。④如果使用就业加权矩、包含非创新企业的企业样本或排除并购活动的企业样本，本文的估计结果和量化政策结论仍是稳健的，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模型的各项变化都是稳健的，包括修改固定成本、修改要素再分配成本、将模型推广到三种类型的公司。（商圆月，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