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hsan, A., and C. Pages, 2009. “Are All Labor Regulations Equal?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1), 62-75.
摘要：本文利用印度劳动力改革的州际差异，研究了劳动力纠纷解决法案(DL)和就业保护法案(EPL)对制造业部门的经济效应。我们发现争议解决或就业保护成本的增加大幅降低了注册部门产出和就业，且产业纠纷管制对产出的负面影响更大。证据表明，劳动法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即：在劳动纠纷难以解决的州或时期，EPL上升的产出或就业成本更大；在劳动纠纷解决成本较低的州或时期，EPL上升的产出或就业成本较低。EPL或DL并不能提升劳动份额或工资（尽管EPL对人均收入有微小的正向效应），因此劳动者并不受益于EPL或DL。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保护法案的影响较大，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受劳动纠纷解决法案的影响较大。
1.研究背景
在印度，劳动立法权分属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绝大多数劳动法案是在1940-1989年间颁布的，在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央和州修正案的增加提高了各州法律的差异性，多数情形下，这些修正案都提高了就业保护和纠纷解决成本。90年代劳动立法活动基本停止，劳资纠纷法案没有新的修正案。
1976年修正案引入了1947年劳资纠纷法案(IDA)的第5b章，规定员工规模在300以上的企业在无政府许可时进行解雇、裁员或关闭，均属违法行为，1982年该规定进一步扩展至100人以上的企业。实际上，有关裁员或关闭的许可很少被批准，擅自执行又可能使雇主遭受巨额罚款和监禁，因此1947年劳资纠纷法案5b章的修订在提高劳动保护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企业劳工调整成本。此外，劳资纠纷法案还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应遵循的调节、仲裁和判决程序，这使得国家政府或州政府构成劳工法庭、国家法庭、调查法庭以及调解委员会，因而政府在提交劳资纠纷时具有垄断地位。尽管雇主和雇员也可选择仲裁，但在争端提交仲裁后，政府仍可禁止任何罢工或停工。对于因解雇产生的劳资纠纷，若法院或法庭认为解雇不合理，可在适合的实际恢复员工职位。若雇主决定向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则其有责任支付工人在诉讼期的工资。
这些年评估印度劳动法案对经济社会产出影响的文献并不鲜见，但大都集中于劳动保护法案(EPL)的影响而忽略了劳动纠纷解决法案(DL)的作用，本文利用印度劳动力改革的州际差异，尝试研究了劳动力纠纷解决法案和就业保护法案对制造业部门的经济效应。
2.研究设计
（1）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劳动法修正案划分为两种类型：(a)对劳资纠纷解决程序进行管制的法律()；(b)劳动保护法案()，并从中识别对劳资纠纷法案第5b章的修正案。对于每一部修正案，使用Besley and Burgess(2004)的编码方法赋值：使得劳资纠纷解决成本或劳动力调整成本增加的法律分别记为或，减少的法律分别记为或，保持不变的法律分别记为或。对于州-年度层面的取值，若加总分数为正，则记为1；若加总分数为负，则记为-1；否则记为0。根据综合得分，最终构建了表征t时期i州劳动法状况的变量：,和。采用同样的方法构建州-行业层面劳工改革的变量。
被解释变量。州生产总值以及分农业、非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数据来自Besley and Burgess(2004)数据库；州以及州-行业层面净增加值、工资、资本、就业和注册制造业部门企业数目的数据来自年度产业调查(ASI)，ASI的调查对象是10人以上的用电企业或20人以上的非用电企业。
（2）模型构建
上式以州层面估计为例。其中，是t时期i州制造业产出、就业、工资水平等经济产出；是滞后一期的管制测度变量如,和，滞后一期是为了捕捉劳动法案制定时间和实施时间的间隔；是一系列州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包含与州劳动管制变动相关的变量以减少内生性，如：州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人均州发展支出、州人口数目；和分别表示州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是随机误差项。为了解决误差项自相关的问题，本文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州层面。进行州-行业层面估计时，除采用州-行业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外，相应的固定效应也替换为州-行业双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到州-行业层面。
3.结论
本文利用印度劳动力改革的州际差异，研究了劳动力就业保护法案和纠纷解决法案对制造业部门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1）提高就业保护或纠纷解决成本的法案大幅降低了注册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且劳资纠纷解决法案的负面作用更大。（2）在劳动保护较为严格的地区，劳资纠纷法案的负面经济效应更加明显，但劳动保护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劳资纠纷成本较高的州才存在，可以说劳动保护法案和劳资纠纷法案相互补充，前者通过后者产生作用。（3）工人并不受益于劳动管制，因为劳动保护法案和纠纷解决法案均未提高劳动份额或工资收入，尽管前者对工人收入有微小的正向效应。（4）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保护议案的影响明显，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易受纠纷解决成本增加的影响。本文研究为印度政府放松劳工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阎丽，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