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Zhang C. The Chinese mosaic: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reative cities. J Regional Sci. 2018;1–14. https://doi.org/10.1111/jors.12416

摘要：本文考察了国家内部移民引起的文化多样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创新。我们通过“来源省”的多样化指数来衡量文化多样性。利用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在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城市，创新活动较高。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不仅高技能人才多样性会促进创新，低技能人才多样性同样会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提供关于文化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创新影响的稀缺证据。

1.引言

在过去十年中，文化多样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文献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般认为，通过将互补的技能、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汇集在一起，文化多样性可以促进创新（Ottaviano＆Peri，2005）。然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国际移民和创新关系的讨论，关于国家内部移民造成的文化多样性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大型发展中国家创新的经验证据很少。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地理范围变化以及国际移民在国家移民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评估内部移民的作用非常重要。本文通过评估内部移民引起的文化多样性影响中国城市创新的程度，填补了这一空白。

2.方法、变量和数据

（1）数据及多样化指数界定

我们的研究基于2000年至2005年间的265个地级城市。这些城市遍布全国，占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93％。城市创新是通过每个城市的专利申请来衡量的。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我们根据专利申请人的地址在城市一级获得专利申请总数。

我们还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06）》的数据来获取一些总量变量，例如外国直接投资（FDI）份额，大专院校数量，人口密度，当地教育的公共支出总额，科学和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等。

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衡量基于“分数化指数”，常用于城市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将城市c的文化多样性的分数化指数定义为：

其中表示来自i省份的人口份额，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报告了每个人的户籍地。指数值介于0~1之间，数字越高表明城市文化越多样化。

（2）模型设定

利用地市级数据，我们使用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来估计回归模型，从而消除城市和时间层面任何永久异质性的影响。此外，我们采用IV方法进一步解决文化多样性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通过“转移份额方法”构建，该方法主要用于人口多样性的实证文献（e.g., Card, 2001; Moretti, 2010; Ottaviano & Peri, 2006）。这个想方法的核心思路是，大型移民群体的存在吸引了来自同一群体的新移民。具体而言，我们利用2000年每个城市的居民比例来构建城市文化多样性的变化，并将来自每个省的移民变化归因于2000 - 2005年期间原籍省所经历的人口增长。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构建了文化多样性的估算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依赖于移民进入城市的实际流动。

由于2005年每个城市的估算文化多样性是根据2000年该城市的份额和每个省的2000 - 2005年增长率建立的，因此该值在此期间独立于特定的城市冲击。

3.结论

通过使用一组中国城市在2000年至2005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专利数量还是专利强度。这一发现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例如包含额外的控制变量，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文化身份，以及从样本中排除某些城市。此外，我们证明，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对所有类型的创新（发明专利、使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都很重要，不仅高技能人才多样性会促进创新，低技能人才多样性同样会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的研究为支持文化多样性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城市创新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因此，这种积极影响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移民造成的文化多样性，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内部移民引起的文化多样性。此外，文化多样性系数在统计上大于1。这表明，由于共同的民族认同，中国城市的区域文化多样性，具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少的国际冲突（例如，由于语言问题或彻底的种族主义造成的沟通障碍），具有强大的创新促进作用。

我们的研究也为中国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结果阐明并补充了目前关于取消户口移民限制和消除对移民歧视的辩论。我们的分析强调了移民为每个城市带来的多样性的创新价值。更加多元化的城市环境可以使中国城市更具创新性。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限制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能会阻碍城市的创新活动。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不仅高技能文化多样性，而且低技能文化多样性，在实现创新效益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政策角度来看，减少对来自该国不同地区的低技术移民的歧视也是值得的。毕竟，自Jacobs（1969）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当地活动的整体多样性有利于当地的创新和生产力。（姚彦青，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