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Marius Brülhart , Céline Carrère , Frédéric Robert-Nicoud. Trade and towns: Heterogeneous adjustment to a border shock.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05(2018):162-175.
摘要:本文利用奥地利的区域数据,并以奥地利铁幕的垮台为准实验环境,研究了不同规模城镇的贸易开放度变化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改善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可以提高边境地区的就业和名义工资水平,但是对大城镇工资的提升程度明显大于小城镇,而对小城镇就业的影响却要优于大城镇。这些影响方式与多区域模型的特征相一致,即劳动力供应弹性随着城镇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城镇规模与贸易导致的就业水平增长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并且这类由贸易导致的就业水平的增长在人口约为15万的城镇达到最优。
一、引言
1990年奥地利铁幕的垮台,是一次给奥地利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外生贸易冲击。本文以奥地利东部边境地区为“实验组”,而将奥地利其他地区定义为“对照组”,并由此产生了三对差异变量对比:(1)1990年之前和之后,(2)边界地区与内陆城镇,(3)边界上的大型城镇与小型城镇。
由于实验组中城镇的工资和就业在1990年之后的平均年增长率均高于对照组中的城镇,因此通过连接国外市场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数量和价格。然而,我们还发现这一效应对不同的城镇规模分布的反应具有显着的异质性:相对于小城镇,较大的城镇对名义工资的反应较大,而对就业的反应则较小。因此,大城镇内劳动力供应弹性相对要低于小城镇内劳动力的供应弹性。这些发现与国内贸易调整的多区域模型结论相一致。国内贸易的调整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进行的:工人为寻求最高的实际工资而跨区域流动,但是工人由于对不动产和不同的区域的偏好又为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分散的力量。
估计贸易自由化对一个国家内不同规模城镇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本文为开放性冲击的异质空间效应研究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文中同时估计了冲击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工资应对贸易风险的变化与就业有着定性的差异。其次,尽管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事件意味着联合贸易和贸易移民冲击,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后贸易迅速自由化,而在21世纪初之前,跨界移民却继续被严格控制,因此1990年前后的奥地利经验更接近纯粹的贸易冲击。第三,已有文献多数侧重于研究贸易风险的平均影响,而本文将研究方向扩展到不同规模城镇的异质响应。最后,本文为估计城镇级国际贸易的不同福利效应提供了分析方法。模型研究表明,增加最大绝对就业人数的地方是那些在现有居民的平均福利方面也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由于大城镇的工资波动相对较大,就业方面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小,因此对那些不愿流动的工人的福利影响与城镇规模无关。
二、数据
就业和工资变量数据来自于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ASSD)的市政就业和工资。ASSD报告了奥地利工人群体的包括工资在内的个人劳动力市场历史数据此外这些记录还可以与企业进行匹配,进而可以得到工人就业的地区。通过选取每个季度的中间点数据衡量该季度的工资和就业情况,共获得了从1976年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108个季度数据。
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中的行业机构分布在2305个不同城市之中。没有被列入奥地利统计局定义的33个功能性城市地区之一的市政当局被作为单独的城镇样本进行处理,而被列入33个功能性城市地区的城市统一定义为一个综合城区。关于城镇是否边界的识别策略取决于这些城镇与东部市场的相对距离。考虑奥地利大部分地区的山地和地形,两个距离的测量,都是基于道路距离:a.与CEEC国家最近的过境点的道路距离;b. 距离最近的CEEC镇(1990年人口至少为50,000或20,000)的道路距离。
三、实证模型
利用准实验设置了以下三类差异化估计:
(1)
(2)
(3)
其中,、分别是城镇j在时期t的名义工资与就业水平;表示1976-1989年城镇预处理期间平均差异的城镇就业人数;是关于边境地区的虚拟变量;是关于1990年铁幕垮台的一个时间虚拟变量;分别是城镇与时间的固定效应。
四、结论
1990年铁幕的垮台代表了奥地利经济的巨大且完全外生的一次贸易冲击。通过利用奥地利地区提供的这一准实验环境,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规模城镇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由于奥地利东部城镇比内陆城镇更容易受到这种冲击,因此将东部边境地区定义为实验组,而将奥地利其他地区定义为对照组。研究发现城镇规模分布的处理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相比于较小规模的城镇,较大规模的城镇的名义工资对这一冲击的反应较大,而就业反应则相对较小。
这种调整模式的结论与多区域模型结果是一致的,对外贸易自由化的反应是通过异质城镇之间的内部劳动力迁移实现的。这意味着当地劳动力供应计划在小城镇比在大城镇更具弹性,因此预测贸易自由化将引发大城镇更强的工资效应和小城镇更强的就业效应。
本文模型的预测结论得到了奥地利城镇经验的验证。城镇的绝对就业变化与现任居民的福利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城镇规模与贸易导致的就业水平增长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并且这类由贸易导致的就业水平的增长在人口约为15万的城镇达到最优,表明中等城镇的居民从特定的跨境贸易开放中获益最多。
(张聪聪,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