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rnold, J. M., B. Javorcik, M. Lipscomb, and A. Mattoo, 2015, “Services Reform and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Economic Journal, 126(590), 1-39.
摘要：现有文献对1991年后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传统解释主要集中在商品贸易自由化和工业反许可方面，而本文却展示了被忽略因素——印度服务业政策改革的强大作用。利用1993-2005年间大约4000家印度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服务业改革与制造企业生产率的联系。最终发现：银行、电讯、保险和运输改革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均从服务业改革中受益，但外资企业受益更多。
1.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制造业表现有所改善是印度经济快速增长重要因素之一。1993-2005年期间，印度制造业产出年均增速5.7%。以往对印度制造业复苏的解释大多强调贸易自由化、更为宽松的工业许可政策以及自1991年以来实施的有限劳动力市场改革，忽略服务业自由化的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服务业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对国内外私人供应商的进入限制较为普遍，服务价格基本上由政府决定。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开始自由化，国内外供应商进入更为自由，供应商拥有更大的运营自主权，更加依赖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机制。以下从银行、电讯、交通和保险4个服务业部门阐释自由化改革对制造业的影响：（1）银行部门自由化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帮助企业把握良好商机。2002年有61%的制造业企业将融资渠道作为其业务障碍，2006年该数字降至41%，2002年和2006年的融资成本分别为68%和45%。（2）电讯部门自由化改革提高制造业企业沟通效率，降低企业投入成本。2002年41%的制造业企业将电讯沟通可用性视为障碍，2006年只有23%的企业对电讯服务不满意。（3）交通部门自由化改革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产品推广效率，增强企业应对变动需求的能力。自由化改革后，印度主要港口周转时间从1990年的8天降至2005年的3.5天，航空运输公司效率大幅提升。2002年60%的制造业公司将运输视为业务操作的障碍，2006年该数字降至35%。（4）保险部门自由化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经营风险。
2.实证策略
（1）主要数据和指标
Capitaline数据库记录了在印度运营的大型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所有权信息，是企业层面的商业数据库。1993-2005年期间，Capitaline数据库包含3771家企业共22558条企业-年度观测值，这些企业总产出占印度制造业总产出的62%。本文利用该数据库，借用Ackerberg et al.(2006)提出的ACF法，用真实增加值衡量产出，真实劳动和资本作为自由投入，真实材料和服务投入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计算部门中企业在年的生产率，用衡量制造业企业的绩效。
收集关于印度服务业改革的详细资料，参考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为中欧和东欧国家编制的类似指数的方法（见旗舰出版物《2004年过渡报告》），将资料压缩为服务业部门在年的综合政策指数。用1993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部门从服务业部门获得投入的比例。构建制造业部门在年对应的服务业部门改革综合政策指数：
同理可以构建制造业部门在年对应的某一特定服务业部门改革指数，以银行业为例：
（2）模型和方法
制造业关税税率下降是与服务业改革并行的重大举措，为了排除制造业税率变化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本文对滞后一期产出关税和滞后一期加权投入关税加以控制。由于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外资所有权（若外资所有权份额超过10%则取值1，否则取值0），并扩展模型（4）中加入和交互项以识别服务业改革对国内外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基准模型（3）和扩展模型（4）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到部门-年份层面。
（3）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充分的稳健性检验：用私营供应商和外资供应商占服务业销售额比例联合作为服务业部门自由化的替代指标，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服务业改革作为印度服务业改革的工具变量以排除双向因果的影响、用0-1政策指示符而不是政策执行程度测度衡量服务业部门改革以消除主观判断的影响，控制去许可改革和FDI改革、排除提供服务的制造业部门的样本、错误设定服务业部门自由化年份、用行业-年度固定效应代替年度固定效应以排除竞争性解释，聚类到部门层面以排除自相关的影响。
3.结论
第一，整体来看，印度服务业部门自由化改革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第二，分服务业部门来看，银行、电讯及运输业部门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但保险部门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效率影响不稳健，这可能是由于保险业改革范围有限。第三，外资子公司比国内公司更有能力从服务改革中获益。从印度的结果看，阻碍服务业自由化不仅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制造业造成了不利影响，该结论为积极推进服务业部门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阎丽，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