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Sun, L., Hong, E., & Li, T. (2010).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diffusion, factor mobi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to cross‐region growth regression: an application to china.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0(3), 734-755.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将技术扩散,要素流动性和结构变化引入跨区域增长回归的空间动态模型。空间设置来源于理论而非空间统计测试。将该模型应用于1980-2005年间中国跨省增长研究表明,收入在空间上是相关的,这突出了技术扩散和要素流动的重要性。此外,新古典增长经验与发展经济学结构变化视角的结合,使得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省际差异得到了很大改善。
1.引言
在最近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人均收入水平的跨区域(或国家)趋同问题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自Barro(1991)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出现两个重要的延伸。第一个延伸紧密联系经济增长理论,其实证研究基于标准的面板数据计量。相比之下,第二个扩展往往与理论的联系较弱,但是应用相对复杂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来捕捉各地区空间依赖对收入收敛的影响。换句话说,第二个延伸经验模型的选择主要基于对数据进行统计推断检验,而不是从理论推导。这两个扩延伸都对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们之间缺乏联系。
这篇文章试图加强这两条主线之间的联系。Yu(2007)将技术溢出和要素流动性引入劳动增长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了一个具有因变量空间和序列滞后(即人均收入水平)的估计方程。尽管如此,Yu(2007)的识别遵循外生技术假设的长期传统,因为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所有地区以相同的外生率增长。尽管这种解释对于模型推导是一种有用的简化,并且是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收敛的合理近似,但当我们将其应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情况时,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不准确性。就中国而言,各地区的工业化进展不均衡,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力产品要低得多。将农业劳动力重新分配到边际产品要高得多的非农业部门(世界银行,2005;张和谭,2007)将提高总产出,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再分配到非农业活动的速度更快的地区,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将更快。为了解释各地区TFP增长的明显变化,我们进一步改进了Yu(2007)的空间动态增长模型。这种改进可以使我们以类似于Temple and Wo¨βmann (2006) 引入结构变化,他们将结构变化纳入传统的跨国回归模型。
我们将这个改进的空间动态模型应用于1980 - 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我们使用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估计方法来估计模型,包括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估计,具有最大似然估计的空间面板回归,以及使用系统GMM估计的空间动态面板回归。系统GMM能够处理时间和空间滞后因变量的联合内生性问题,纠正其他解释变量的潜在内生性,并允许未观察到的区域异质性和测量误差。我们发现,引入技术溢出,要素流动性和结构变化,可以更好地说明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区域间差异。收入在空间上相关,主要是由于技术溢出和要素流动性。当考虑到空间依赖性和结构变化时,收敛速度会变得更快。此外,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资、就业结构变化、条件趋同力量和人口增长是中国各省收入和增长差异的主要来源。这些研究结果为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线索。
2.模型构建
(1)数据:
使用1980 - 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自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被列入四川省。数据来源于统计局网站,统一转换为1980年价格。
(2)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使用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估计方法来估计模型,包括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估计,具有最大似然估计的空间面板回归,以及使用GMM方法的空间动态面板回归。
生产函数采用劳动增长的柯布 - 道格拉斯形式:
,(1)
技术溢出可以表示为:
,(2)
该式说明地区的技术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区的初始技术水平及其增长率,还与邻近地区的技术水平有关。的科布-道格拉斯组合表示临近地区对地区的技术溢出。
令表示向量的平均值,则。其中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中元素以省份之间的反向距离表示。由于是行标准化的,且假设主要由决定,即:
。
于是有:
(3)
(4)
其中表示地区的劳动转移方程,其中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表明劳动力从人均资本较低的地区向人均资本较高的地区转移。
基于以上,基本的回归方程如下:
考虑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最终的估计方程为:
即:
其中,MGROWTH捕捉了劳动力再分配对固定边际产品比率的TFP增长的影响。SEQ意味着在经历更快结构变化的地区,结构变化对增长的影响将更大,因为至少平均而言,这些地区的跨部门差异更大。
为了检验省略可能造成的的虚假显著性,根据以下方程进行第二组回归:
3.结论
数据分析表明,持续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部门的重新分配,加上部门间和区域间劳动力边际回报持续存在严重差距,这将解释区域一级总体生产力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估计表明,收入在空间上是相互依赖的,从增长理论来看,突出了技术扩散和要素流动的重要性。当考虑到空间依赖和结构变化,条件收敛的速度变得更快,并且更接近一些学者所说的2%。这一结果背离了现有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它们主要是由发散或者收敛性较弱的论点所支配。这种偏离强调了技术扩散,要素流动性和结构变化在塑造中国跨区域增长的格局和动态中的重要性。结果也与Paas和Schlitte(2008)提出的欧盟地区空间依赖对收敛速度的负面影响形成鲜明对比。根据我们的理论模型对这种差异的初步解释为,中国各省份的要素变动可能一直以劳动力流动为主,而且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方向可能相反,而在欧盟地区,劳动力和资本可能大致向同一方向移动,且要素流动性可能由资本流动支配。
从驱动因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资,就业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和条件趋同的力量是中国各省收入和增长差异的决定因素。由于人均收入初始水平较低的省份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均收入初始水平较高的省份,因此我们认为收敛力量是一个较强的收敛力量,我们更完善的模型说明中国有更强的收敛动力。就政策含义而言,这项研究指出政策行动在提高区域长期收入水平和加快实现这些目标的速度方面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它表明,减少对各行业和地区的技术扩散及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趋同力量,从促进区域收入差距缩小。(姚彦青,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