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Hu X, Hassink R. Place lead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Zaozhuang coal-mining region in transition[J]. Regional Studies, 2016.

摘要：中国地方政府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广泛承认，但个别的地方政府人员和他们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仍未得到深入研究。本文在批判性地探讨地方领导力这一西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符合中国情境的地方领导力概念，即地方政府领导力。通过对煤炭型城市山东枣庄的案例研究，文章阐述了该地市长是如何运用阐释性、正式性和网络性领导力来影响地方制度化进程。这些制度化进程逐步为地方产业转型创造了广泛而有力的条件

1.研究背景

任何对中国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构想，都必须使国家更加人性化，并考虑地方领导人及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作用。受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启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概念化机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者呼吁建立一个以机构为中心的、多尺度的、综合的关系演化的方法，重新确立制度为“人性化设计的约束”，然而，微观层面、个体机构制度化和区域复兴的集体行动之间的因果机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把重点放在地区发展的领导作用上，并把“人民”带回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因此，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地方领导在中国的作用，特别关注政治领导人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为地方产业动态更新制度环境。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有意提高个人的重要性。相反，他被视为研究的起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领导对中国的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并解释它是如何在实践中引发并推动制度化的。

2.研究方法

作者试图通过解决以下的研究问题来推进关于地方领导地位的概念性和经验性的知识：

1、中国地方领导人在地区发展问题上做了些什么?

2、更具体地说，地方政府领导人是如何实现产业变革的?

3、他们的领导在多大程度上在影响工业变革的机构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采取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研究采用了中国典型的煤矿业地区的地方政府领导的概念。它探讨了它如何改变了多元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了旅游业的新路径创造。从2006年到2015年年初，新任命的市长在重塑地方治理结构和创建更广泛的支持机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存在着独裁的背景，但对于那些不在本土的领导人来说，诠释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引发一个重要的“背叛”和“重新解释”的过程，这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此外，解释领导为正式领导的高效行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正式领导层的框架下，授权和强制权力都被有意地修改现有的治理结构，并为旅游业制定新的规则。第三种风格，网络领导，通过对宏观环境变化的回应，市长启动了针对地方发展问题的新制度和政策。在枣庄中发现的这三种领导风格都是基于人类的以人为本的关系行为。

3.结论

这篇文章就区域层面的领导、制度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过程进行了探讨。它认为，地方领导不会对当地的产业动态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和塑造机构作为经济实践和互动的“调解者”。此外，作者也承认，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制度环境，如国家机构和战略，都对地方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这篇文章超越了在民主国家中对地方领导地位的主流描述，通过调查一个非西方的、专制的背景下的深入案例研究。鉴于中国缺乏公民参与，地方领导很少被公民、社区和其他非国有团体所制定，它相当依赖于地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遵循这一现实，地方政府领导被提议为一种特定的中国形式的地方领导。与西方不同的是，它强调中国地方干部作为新经济任务的制度变革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企业家。认为这一观念应该被看作是分析和解释地方制度化的驱动力。

作者认为，新任命的地方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空降干部”，为经济变革创造新的制度空间，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希望的话题。尽管地方干部的轮换可能有助于地区间的政策借贷和制度模仿，但由于地方经济的不同历史、资源，区域经济发展轨迹仍然高度不平衡。地方领导不仅对地方和人的角色都有影响，而且它也可以塑造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由于中国的地方领导能力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多，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地区的领导机制和素质之间的差异。它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过程和内在逻辑方面的不平衡的经济地理。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更多关于地方领导地位的跨国家比较研究，特别是在亚洲，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都存在，而且地区经济的治理和制度实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做，就能更好地回答更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地区能够产生有效的领导，而另一些却不能。